中国环境管制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形势日益严峻,而环境管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基于此现状,本文主要从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环境管制机构设置以及相关的管制政策三个方面来研究我国的环境管制现状,并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分析我国环境管制存在的问题。我国需进一步完善环境管制的法律体系,相应调整管制机构体系,以限制地方政府对环境管制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证环境管制政策的有效实施。     

声誉激励、社会监督与质量规制——城市垃圾处理行业中的博弈分析

我国实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以来,民营企业通过竞标等方式从政府手中获取特许经营权,凭借其垄断地位和信息优势降低服务标准,导致垃圾处理行业陷入质量规制的困境。本文针对城市垃圾处理行业的问题,先是构建以规制机构与垃圾处理特许经营企业为参与者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声誉激励和社会监督对博弈参与双方损益及其策略的影响;然后构建纳入举报机制的由社会民众、规制机构和特许经营企业三方参与的序列博弈模型。研究得出四点结论：（1）减少规制成本,增加对违规垃圾处理企业的惩罚力度,可减少企业违规概率;（2）声誉激励和社会监督均可减少垃圾处理特许经营企业违规概率;（3）社会监督有助于节约规制成本,减弱规制机构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规制效率;（4）规制机构的检查行为与公众举报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城市垃圾处理行业质量规制效果的政策建议。     

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效果与政府规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经济迅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阶段,相伴而生的是日趋严峻的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如何实现垃圾减量化成为新型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回收与排放行为模型,深入分析垃圾处理费、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水平等因素对居民生活垃圾回收与排放行为的影响。并利用2001—2011年我国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垃圾处理费、消费水平、收入水平、人口规模以及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等变量与垃圾清运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垃圾清运量随着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随着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先减少后增加。     

我国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管制政策探讨

一、引言 近年来,跨行政区域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淮河治水工程历时10年,耗资600亿人民币,涉及豫皖鲁苏4省,声势浩大.2004年夏天,淮河暴发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污染事故,淮河水污染政府管制政策失效.由于企业的违法超标排放,2005年12月,作为广东饮用水源的北江韶关段发生了镉污染事故,直接影响了下游居民的饮水安全.2006年9月发生的湖南岳阳砷污染事件同样给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危害.     

规制改革对城市垃圾处理行业绩效的影响

运用1999-2010年我国城市垃圾处理行业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我国35个主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的绩效水平进行实证研究,重点考查了城市垃圾处理行业维护城市建设资金支出对其绩效的影响,同时检验了市场竞争程度对该行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自2002年以来,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实施的规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增加了城市道路清扫保洁面积,该行业的绩效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另外,市场竞争对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为了推进城市垃圾处理行业绩效的不断提升,提出了强化对城市垃圾处理行业的规制力度,加大对该行业建设资金投入以及放松进入规制并引入市场竞争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