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组织的制度设置与治理机制创新

当前,中国乡村利益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乡村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多变,乡村社会矛盾日趋严峻,乡村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新兴治理主体的新乡贤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广泛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新乡贤在化解乡村民众间矛盾、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维护区域稳定等问题上初步显现其重要功能.本文从理论上对新乡贤治理的法治基础、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进行探索和总结,以期为新乡贤组织制度在中国创新乡村治理思路与治理实践中发挥作用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矛盾与参与式治理

随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潜力的逐渐耗尽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乡之间的二元格局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良序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型城镇化建设则是破解城乡二元发展格局,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在实践中,城镇化不但为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新的动力,也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为乡村社会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随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矛盾,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必须相应地发生改变,将广大农民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使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形成参与式发展,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地方府际关系重构与政府职能转型

城市和乡村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区域关系,城乡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基础,中国长期的二元区域治理模式导致了区域空间的城乡割裂,推进城乡一体化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我国近期解决区域矛盾、缩小城乡差距的制度安排。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仅仅优化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城乡关系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优化府际关系,形成新的区域治理主体关系。国家与区域治理的主体是政府,政府要有效治理国家和区域,就必须建构一套有效的政府体系。政府体系的构建,需要从政府的职能与使命出发,也要从全面管理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职能是与时俱进的,府际关系也需要适时调整。通过对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府际关系优化的必要性出发,审视了我国现行的府际关系,提出了重构府际关系的三条线索;依据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提出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不同层级政府职能与政府职责的转型要点。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与制度供给探要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进入新时代后,乡村治理现代化又被赋予了新的逻辑内涵和目标要求。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存在治理观念落后、“三治融合”困难、治理主体缺位等方面的问题,探究其背后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和相应制度供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解决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应创新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完善“三治融合”新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精准定位各党政机关职能。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探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切实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的立法和制度体系^[1]。基层是群体矛盾冲突易发的高风险地，故社会治理应首先将视角置于乡村社会治理。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法治建设成效显著。但还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农村自治组织工作人员所受监督不足、农村执法能力及队伍建设不足、乡村法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遂提出应以党建引领加强普法宣传、多方参与、共管监督、立法工作、乡村执法能力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持续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理与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前乡村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弱化以致支撑乡村治理的内生性资源匮乏,农民处于松散状态,组织化水平低,“乡政村治”遂演变为“乡政浮,村治虚”。新发展阶段,只有创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夯实物质基础、重塑基层组织,并有效弥合“自治”、“法治”和“德治”之间长期存在的实践隔层,进而切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人口流动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对策

尽管人口流动有助于优化乡村经济结构、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升农民思想认识和技能水平,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人口流出加剧了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不少乡村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乡村公共事业管理和社会治理往往因人才匮乏而陷入困境。对流入地而言,人口流入改变了当地人员构成状况,冲击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增加了社会治理复杂性和公共服务压力。对此,应着力构建以常住人口为本的乡村社会治理政策体系。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治理基础;加强乡村人力资本投资,优化县域人力资源配置;合理引导人才回流,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保障流动人口政治参与;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整合乡村社会资本,规范乡村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探索——以遵义市“余庆经验”为例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是整个治理体系的基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基层治理创新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遵义市余庆县从多年前开始,就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探索的“四在农家”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五心教育”、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三不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等一系列举措而形成的“余庆经验”,为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四维探赜

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途径,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的关键环节。在地域环境、文化习俗等特定因素影响下,构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新时代乡村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坚定中国共产党在“三治结合”中的主体和主力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乡村群众治理需求的价值遵循;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依归;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理路。从而有力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思路和举措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社区建设进一步推进,传统的乡村管理模式渐渐地失去了效力,乡村治理的理念也正逐渐被引入到农村社区建设中去.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合作与博弈的过程,完善我国乡村治理的机制,提高治理的绩效,必须从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出发,多渠道有效地提高各主体的治理能力,完善和协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机制.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 1、强调乡村治理的主体.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的学者都比较赞同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实施管理的过程,乡村社会是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的一个领域.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乡村政府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任艳妮认为,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房正宏认为,乡村治理场域至少存在三方治理主体,即基层国家政权(乡镇政府)、地方精英、村民委员会(民众).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基层治理的问题研究——以甘肃省敦煌市肃州镇河州堡村为例

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乡村的治理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作为有效推动乡村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和形成基层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因素，乡村治理成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乡村建设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境，必须从提高自治主体治理水平，夯实乡村治理经济发展基础，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支撑体系，实现以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等方面提出治理对策，构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的现代化科学治理机制。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与影响因素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数字乡村既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统筹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工作,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引入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国家治理理论分析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结合文献检索和专家评判等方法识别影响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因素,运用改进的解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因素间层次关系和关联机制,构建因素层次递阶结构。研究认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是:以农村居民为主体,激发农村居民创造性;应提高农村生产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以及强化多主体协同、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上层建筑;通过对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初始因素的识别与因素集的模型构建分析,可以发现:数字素养是影响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因素,数据共享和资本投入为直接因素;治理体系、乡村文化、数字基础设施和主体关联等9类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成为驱动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间接因素。     

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优化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阶段对我国乡村治理的领导机制和乡村治理体系等提出了新要求。通过分析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在领导干部、主体结构、人才机制、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建主线、制度建设、激励机制、创新手段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等角度提出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     

乡村积分制管理的运行现状及问题研究——基于Y村社区的个案观察

积分制是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回溯农业农村部随文印发的8个应用积分制实现治理有效的典型案例之一——“村级事务积分考评管理”,探索积分制在乡村中的设计与运行,分析积分制运行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为积分制解决乡村治理主体性不足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加强农村牧区民主法治建设 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健康发展

随着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牧区社会经济结构、城乡利益格局、农牧民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类社会矛盾增多,农牧民要求民主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但履行应尽义务和责任意识却相对较为薄弱。要使农村牧区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和谐稳定发展,必须加快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推进农村牧区民主法治健康发展。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服务供给——现实定位与路径创新

随着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形成了制约.在上述语境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为下一阶段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在国家治理创新中的现实定位以及创新路径.通过重新梳理国家治理、财政以及公共服务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发现公共服务作为调整三者关系的突破口,其供给机制在很大意义上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保障与转型效果.基于此,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成为未来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同时,逐步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还需要在技术层面丰富公共产品、改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海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

数字乡村是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通过调研,总结了海南省农村数字化建设成效：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为数字化建设奠定基础;农村信息通信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加大;数字化推进海南省农垦改革;农村信息服务和数字化治理取得一定成效。海南省数字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较为缓慢;县域电商产业发展缓慢,产业链有待加强;城乡“数字鸿沟”仍然很大。因此,提出加强海南省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经济深入发展、完善乡村数字信息服务能力、提升乡村数字政务治理能力、引进和培养数字化专业人才等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质量强国战略下新型国家质量体系构建的框架结构与路径选择

质量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事关民生民心。当前我国质量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质量建设事业步入重要窗口期。质量强国建设是国家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实施质量强国战略过程中,关键是要构建新型国家质量体系,推动经济质量效益型发展。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要加快构建新型质量创新体系、新型质量供给体系、新型质量保障体系、新型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和新型质量治理体系,由此形成新型国家质量体系的框架结构。在实现路径上,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可以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同时综合利用市场机制、政策手段与社会力量,推动新型国家质量体系构建,强化质量发展的创新动能、供给支撑、环境支持、技术基础与治理保障,更好更快地实现质量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的城市管理实践探究——以福建省龙岩市中心城区为例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为了破解城市管理的难题,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来提高城市管理的水平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文章以龙岩市中心城区为视角,来探究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如何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问题。结合龙岩中心城区的城市管理实际,分析了城市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从而找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若干具体对策。     

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路径的几点思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也是解决中国当前面临各个领域难题的有效之道,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直接决定了我国能否最终走上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为了推进国家现代化这个重要而复杂的工程,必须牢牢把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三重路径,即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方式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发展理念,明确战略目标,构建善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