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稳定为前提的增长与软预算约束的转型

软预算约束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经济现象,而且也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常性现象。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软预算约束具有与其他转轨国家不同的特色,这源于公共选择视角下中国软预算约束的三个特征性事实:国家规制能力,发展与稳定的权衡,分权竞争。基于以上背景的考量,本文讨论了中国转轨时期软预算约束的政府偏好的比较静态均衡的性质,解释了软预算约束的公共选择过程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差异所导致的影响。     

俄罗斯金融自由化演进过程概述

金融自由化是一个国家经济与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经历的过程.俄罗斯与中国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可以改善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使利率准确反应资金供求,汇率准确反应外汇供求,进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是,金融自由化也会加剧金融脆弱性,可能会导致危机引起经济衰退.因此,我国可以借鉴俄罗斯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经验,平衡金融自由化的两面性,将其运用于中国金融自由化的实践中.     

对中国经济改革理性模式的思考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不断进行探索的实践过程,而这一探索是在经济上没有其它退路,也没有共它明确参照系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模式,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显著标志     

从儒道佛传统文化看我国财政分权的演进特征

1978年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财政体制改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国情的特殊性,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最初动因、改革的运行机制以及改革的效果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大不一样。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道佛＂文化的视角,探究我国财政分权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及其与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现代财税文化建设的几点意见。     

经济转轨顺序对转轨效果的影响——对中国转轨模式的反思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了30余年,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改革要遵循怎样的顺序,即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何者先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引起学者的广泛争论.对总供求的分析以及对价格改革优先和企业改革优先两种情况分别进行讨论,结果显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应是企业改革优先,价格改革在总体上应略微滞后于企业改革,甚至是作为企业改革的一个配套措施.这个观点得到中国改革实践的验证.     

张平“两会”谈改革与发展

1.今后中国的发展根本动力仍然是改革3月6日,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就"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调控"的相关问题,在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谈到,今后中国的发展根本动力仍然是改革。改革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我们回过头来看这30多年,中国之所以能够从过去基础薄弱、贫困落后这样的一个基本国情,发展到今天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影响力都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我们今天取得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     

关注弱势群体发展和谐社会

弱势群体，作为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所衍生的社会矛盾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可从经济学和制度学两方面进行分析。改善弱势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要从社会发展观念及国家比较优势战略等方面进行考虑。     

经济学与会计的关系研究

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始终处于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从历次的改革与发展实际看,经济因素是会计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关键要因。基于会计制度受经济因素影响的事实和现有研究方法、成果提供的线索,本文从经济现象对会计行为、会计方法的影响为研究起点,分析经济学与会计的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统一体——为改革开放20周年而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2 0年来 ,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为世人叹服 ,但是 ,在前进过程中所出现的国有企业发展严重滞后与社会经济中的腐败现象也引人瞩目。改革进入攻尖阶段 ,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其中的核心问题仍然是 :理论上正确认识、实践中正确处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统一关系     

跨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构建

中国低碳经济的顺利发展决定于区域之间合作行为,然而立足于区域经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区域之间竞争存在的客观现实,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面临着异质性主体及其一致性行为生成的挑战。如果将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换成本与收益在异质性行为主体之间的非对称性分布纳入到国家层面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去思考,跨区域的异质性主体的合作行为博弈就构成了中国低碳经济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其协调发展是以一定的制度安排为基础条件的。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基于国外文献梳理的思考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以金融稳定为目标,标准的制定主要反映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其复杂和严格的监管标准不但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不相适应,而且阻碍了其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包容性经济增长。国际金融监管必须进行改革,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以顺应国际金融结构的变化和金融科技的创新。国际金融监管要突破金融稳定最大化的单一目标,追求金融稳定和普惠金融发展的双重目标;要通过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的改革,逐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制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可在数字金融领域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有效管控金融科技和创新产品（服务）的持续发展。     

美元“过度特权”与美元外汇储雀

美元储备资产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并在可预见的短期内不会出现供给不足困扰，不过投资回报却相当低。对美元外汇储备收益率的测算表明，美元“过度特权”确实降低了收益率，但程度非常有限；新兴经济体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外汇储备积聚越多，以本国购买力计价的单位外汇储备收益率越低——应主要归因于汇率价值损失效应。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解释其原因，结论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改变这一现状的作用事实上并不高，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务实和有效的策略包括，一方面改变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改变持有外汇储备的动机。     

论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负面效应

世界金融危机昭示我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我们应该变被动调整为主动调整。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外部经济失衡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论调,我们首先应当对近年我国持续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进行一番重新审视。持续＂双顺差＂的直接后果是外部经济失衡,顺差的积累造成很多负面效应。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我们必须以哲学的眼光,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观念,才能恰当的把握＂双顺差＂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国三大都市圈的功能定位及发展趋势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进程中，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先后崛起，并成为了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风向标。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如何探索一条对地区经济资源进行重新整合，走集聚化、规模化、综合性的发展道路，变得更加紧迫。     

“营改增”对陕西经济发展的影响

将某些行业征收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战场,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点。更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昭示着新一轮财税改革已拉开了序幕。这项改革正处于试点和扩围阶段,其稳步推进和有效实施必将对原有的税制结构、分税体制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改革中,应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协调好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及早确立、调整与完善分税制思路,重构地税体系,加强国税的征管力度。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

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问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在短期内导致了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在长期则表现为行政审批制度的演进和变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一制度分析框架从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研究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利益一制度分析框架描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利益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制度变迁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利益冲突决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进程、形式及其战略选择,而一定时期内的行政审批制度则约束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为利益冲突提供了既定的博弈规则和框架。     

金融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基于全球金融市场化改革愈演愈烈的研究背景，以1996~2017年全球175个国家（地区）为样本，考察金融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异质性影响，检验银行信贷的传导机制，并结合双循环新格局战略背景总结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策略启示。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化阻碍了商业银行绩效的提升，发达经济体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发展中经济体呈现持续抑制的特征；银行信贷是金融市场化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中介变量，金融市场化主要通过私营信贷渠道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提升；双循环发展背景下，中国应在加大金融市场化改革力度的同时，辅之必要的配套监管措施，方可发挥金融市场化的积极作用。     

制度供给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解读

虽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众多,但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历程来看,制度始终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比如证券交易所的设立、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对外开放区域的布局、区域产业规划等等,无不体现了政府的政策。也正是因为更多的制度资源偏向于东南沿海地区,才使得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因此,未来中国能否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关键就在于制度的设计究竟是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劳动力市场变革与中国社会养老制度演变——一个历史视野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就业模式的转变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之间存在多重互动关系。城乡的劳动就业模式是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二元分割的重要基础和强化剂,1978年以来的劳动就业制度市场化改革及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1980—90年代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持续改革的主要动因之一,而当前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困境也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必须根据劳动力市场演变的规律和趋势来设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思路和先后步骤。     

欠发达地区发展政策贴息类普惠金融产品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打破垄断，建立普惠金融体系。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的升级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关键是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创新普惠金融模式。自2009年以来，武威市通过强力推动“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双联惠农”贷款和“双业”贷款等一些列政策贴息类普惠金融产品，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