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中介声誉与IPO抑价——基于我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不同声誉的发行中介是否会对IPO抑价产生不同影响,在国内还缺乏经验证据。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在单独考虑承销商声誉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上市公司IPO抑价率的关系时,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而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表现出与IPO抑价率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将承销商声誉与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综合考虑时,研究发现,发行中介联合声誉与IPO抑价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发行中介声誉假说"在我国证券市场逐步产生作用,所以,促进我国发行中介构建优良声誉是十分必要的。     

投行声誉和IPO抑价:中国股票发行市场的实证分析

国外大量研究验证了投资银行声誉理论,即知名的投资银行承销的IPO发行抑价低于普通投资银行承销的IPO,这个适合于发达国家的结论能不能适合中国的证券市场,在理论界存在争议。以2001年3月至2005年底沪深两市A股IPO市场的300只新股为研究样本,对投资银行声誉模型在中国的适应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投资银行和发行市场的信息效率不高。     

我国中小板市场IPO抑价问题实证研究

IPO发行的抑价现象是全球普遍存在的。股票发行抑价率在一定范围内是允许的。属于股票发行的正常现象。但我国股票市场一直存在着超高抑价率的现象,本文采用一、二级市场的多个因素对2006年至2012年上市的中小板股票进行回归分析,对中小板市场抑价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     

新股首次发行抑价影响因素的分析

中国股市IPO抑价问题严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IPO抑价率绝对值远远高于国外市场平均水平.本文对于中国证券市场IPO抑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IPO抑价的成因,并针对其中造成IPO严重抑价的因素提出可能的缓解措施,为IPO发行定价制度的改革提出合理化建议.     

投资银行声誉与上市公司IPO募资变更行为——基于保荐制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保荐制实施后公开发行股票融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投资银行声誉与上市公司IPO募资变更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投资银行声誉与IPO募资变更几率负相关,投资银行声誉与上市公司IPO募资变更家数比例负相关。这说明声誉高的投资银行所承销的公司质量较好,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较高;同时也证明保荐制实施后投资银行在筛选推荐发行项目、督导上市公司方面都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我国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IPO抑价比较研究

以2009年恢复新股发行至2012年IPO新规出台为节点,基于曼一惠特尼U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新规出台前后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IPO抑价率进行了计算与比较检验。结果显示,在2009至2012年新规出台前,主板与中小板、主板与创业板的IPO抑价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中小板与创业板之间IPO抑价率不存在显著差异;2012年新规出台后三个市场之间的IPO抑价率差异性不显著。2012年IPO新规出台前后,主板自身的IPO抑价率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IPO抑价率均存在显著差异。     

承销商声誉、发行公司质量与IPO抑价的实证研究

承销商声誉理论认为,高声誉的承销商承销好质量的IPO,而且其IPO的抑价低于普通承销商的IPO.在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高声誉的承销商并没有选择低风险的发行人,IPO上市抑价与承销商声誉的相关性不显著.同时,IPO抑价与低风险的发行企业之间也没有相关性,我国的承销商声誉还不能向市场传递有效信息.承销商声誉与IPO抑价水平的关系出现异常,其原因与我国IPO定价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承销商只是给企业提供了一个上市的通道,并没有发挥其金融服务、财务咨询、信息披露和监管等功能.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承销商声誉模型结论并不适用于我国,我国承销商和发行市场的信息效率并不高.     

审计师声誉与新股发行抑价——来自我国资本市场的最新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6年6月-2010年6月首发上市的538家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审计师声誉与新股发行抑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用"国际四大"作为良好声誉审计师的替代变量时,审计师的良好声誉可以显著地降低客户的新股发行抑价程度,提高股票发行价格;(2)用"全国大所"作为良好声誉审计师的替代变量时,尽管结果不显著,但审计师声誉与客户的新股发行抑价率仍然成反向变动关系.这些证据表明,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审计师声誉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新股发行发行抑价的作用,而国际四大的声誉远比本土大所更能有效发挥这一作用.     

风险投资能降低IPO抑价吗?——来自中国创业板的检验证据

本文基于风险投资视角,运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多元回归方法测度风险投资对创业板IPO抑价率的影响,探讨风险投资对IPO抑价率的区间效应,考察风险投资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风险投资对创业板首日IPO抑价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趋小,风险投资持股对IPO抑价率不存在区间效应,但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存在交互关系,并探讨风险投资与IPO抑价影响原因,提出加快建立发展风险投资的保障机制和提高上市公司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我国A股IPO抑价现象统计描述及分析

本文以国泰君安2000年1月1日至2007年10月1日的IPO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证券行业分类指引为依据,对2000年至2007年期间IPO上市公司的抑价率进行分析,旨在探明IPO抑价率与行业之间的相关性,为IPO抑价率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承销商声誉与企业IPO盈余管理——基于深圳中小板市场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4-2007年间在我国深圳中小板上市的647家IPO企业为样本,对承销商声誉与企业IPO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运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和多元回归方程,研究发现声誉高的承销商没有发挥更强的抑制作用且承销商承销的IPO企业数量越多,其越有可能与企业的盈余管理相联系。     

IPO重启首日超额收益实证研究

重启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是否能有效地消除各种弊端,抑制首日超额收益过高等异常现象？文章选取我国IPO重启以后发行的新股作为样本,从信息的不对称、承销商的声誉、我国特殊的新股发行制度以及我国投资者的情绪四个角度对我国IPO重启首日超额收益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并力图从一级市场发行价格确定和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形成两个环节来解释我国的IPO首日超额收益,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促进我国的上市公司对IPO进行合理定价,优化资本市场资源的配置。     

我国投资银行声誉形成机制有效性的实证检验

通过对影响投资银行市场份额因素的检验，验证我国投资银行声誉形成机制的有效性。选取2000—2004年IPO市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成熟市场中有显著影响力的因素在我国的影响并不显著，具有显著影响力的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这说明我国投资银行有损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惩罚，投资银行声誉形成机制失效。     

风险投资机构参与对公司IPO前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对风险投资机构参与及其特征对我国上市公司IPO前的盈余管理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风险投资机构参与对上市公司IPO前的盈余管理起到了积极的认证和监督作用。在我国,政府性资本占主要地位的风险投资机构更多地发挥了正面认证和监督作用。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和数量对上市公司IPO前的盈余管理发挥了较大作用,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越高、数量越多,上市公司IPO前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风险投资机构总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无显著关系。     

承销商声誉对企业IPO机会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2006-2011年期间的企业IPO申请为样本,研究承销商声誉是否更有助于企业得到IPO机会,发现承销商声誉对公司的IPO机会存在显著影响,承销商声誉越高申请IPO的公司越可能通过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简称发审委）审核。即在中国实行核准制的保荐制制度下,承销商声誉对IPO机会发挥着积极作用。     

IPO抑价研究述评：制度监管与投资者引导

IPO抑价是指新股发行定价存在低估现象,表现为新股发行价明显低于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上市首日即能获得显著超额回报的现象。IPO抑价是由制度失效与供需失衡、承销商的自利作用、市场泡沫与投资者非理性、企业质量与抑价弥补等原因造成的。可采取市场化的监管手段、投资者心理引导等措施来降低IPO高抑价,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IPO估值分歧关联:机构报价差异与新股抑价波动

询价制下,投资者关于新股的估值分歧主要体现在询价阶段和上市后初期。分别以机构报价差异和新股抑价波动作为两个阶段新股估值分歧的代理变量,选取第二阶段询价制度改革期间发行的IPO样本,实证研究了两个阶段IPO估值分歧的关联性。研究发现：不同阶段同一新股的IPO估值分歧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而同一阶段不同新股的IPO估值分歧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说明新股在一级市场的估值分歧反向地提前反映了二级市场的估值分歧,并且前期上市新股的机构报价差异或抑价波动均可以预测当期新股的机构报价差异或抑价波动。研究结果将为投资者参与新股询价与市后初期交易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中国IPO超额抑价的成因分解与再检验——来自沪深A股核准—询价发行的经验证据

以IPO核准—询价制度为切入点,构建了IPO供需分析框架,并引入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对IPO询价效率进行了定量估算,在此基础上对影响中国IPO超额抑价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结构分解与再检验。结果表明,发行人、承销商和机构投资者等多方博弈的结果使得我国IPO整体上表现为发行抑价,但实际抑价水平仅为12.9%,这一结果支持了定价效率观,而并不符合租金分配观。同时,政府管制溢价和二级市场溢价分别使得IPO新股高出其发行价格的55.6%和2.6%。实证结果不仅支持了供给管制假说,还表明股票定价的市场化必须以供给市场化为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供需双方才能通过直接交易和博弈机制形成真正的市场化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