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扣缴义务人与手续费支持标准知多少

何为扣缴义务人？我国现行税法法律、行政法规中对哪些税种规定有法定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拒绝的怎么办？税务机关按照什么标准支付扣缴义务人代收代缴、代扣代缴税款的手续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扣缴义务人的税种,税务机关能否要求相关单位和个人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笔者依法分别介绍如下：     

税务稽查调账方式探析

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及税法规定的其他义务等情况进行检查和处理工作的行政执法行为。调账工作是实施税务稽查的第一步，如何有效凋取企业真实完整的账册是顺利实施税务稽查的关键环节。     

违反税法受罚款处罚的十四种类型

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其他当事人不依法履行纳税义务，违反税收法规，税务机关将依照其违法性质和程度轻重给予不同的行政处罚，在多种处罚形式中，应用最广泛的是罚款。现将纳税人违反税收法规的十四种行为应受罚款处罚简介如下：     

脱法实践下公司法规则变迁之逻辑

新一轮公司法修订工作已启动,从宏观层面探讨并反思公司法规则变迁无疑意义重大。脱法实践作为一种“失范的自治行为”与公司法规则变迁紧密相连,并存在耦合基础,即法的社会性、价值性与不完备性与脱法行为的实践性、逐利性和指向性具有相通、相倚和相成的共性。脱法实践与公司法规则变迁之间产生耦合的逻辑进路是对应然层面法秩序的判定,而判定此种应然层面法秩序的必要前提则是对脱法实践以及相应的公司法强制性规范分别进行合法性评价。经过合法性评价后的脱法实践与公司法规则之间存在四种耦合形态,并可以类型化出三维逻辑样态： 正向评价的法与违法的脱法之竞争逻辑、负向评价的法与合法的脱法之替代逻辑以及负向评价的法与违法的脱法之重塑逻辑。不同逻辑样态下的变迁范式呈现出各异特征,并对公司法规则变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哪些单位和个人是税款的法定扣缴义务人？

笔者在日常税收征管工作中，经常碰到许多纳税人对哪些单位和个人是税款的法定扣缴义务人不太清楚。在与他们交谈时，他们提到，《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款扣缴义务人究竟具体指的是哪些单位和个人，笔者随即答道，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规定，为进一步详细对此问题作说明解释，笔者就这个问题查阅了有关税收法规，认为有以下单位和个人是税款的法定扣缴义务人。     

扣缴义务人:做好五件事 轻松应对首个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2020年已悄然来临,首次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也日渐临近。对于扣缴义务人来说,只需要做好以下五件事,履行好自身的扣缴义务,就可以轻松应对首次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一、重新检视完全扣缴义务的履行情况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配合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收制度,规定了扣缴义务人的完全扣缴义务.     

扣缴个税的计算方法和会计处理

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实际工作中,扣缴义务人为纳税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有两种情况：一是纳税人自己负担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只负有扣缴义务;二是扣缴义务人既为纳税人负担税款,又负有扣缴义务。不少企业在履行扣缴义务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种情况,导致税款计算错误,加之对扣缴义务人代付税款的会计处理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改革探讨

(一)代扣代缴制度未得到严格执行。代扣代缴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管方法之一。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也就是说，负有扣缴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在向纳税人支付各种应税所得时，必须履行扣缴义务，并做专项记载以备检查。但在实践中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制约和保障，使税法难以落实。近年来，在代扣代缴义务人纳税申报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纳税申报不真实，申报没有明细表，甚至瞒报和不报等。一些扣缴义务人采取消极应付税务机关的态度，向税务机关作虚假申报，有意隐瞒纳税人的收入，或站在纳税人的立场上想方设法为其分散收入逃避纳税，甚至公然不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税务行政复议法律知识问答（之二）

三、谁可以作为税务行政复议申请人?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试行)第二条、第十七条的规定,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税务行政复议的纳税人或者其他税务当事人为税务行政复议申请人,具体是指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也就是说,作为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     

逾期缴纳税款不加收滞纳金的十四种情况

税款滞纳金，是指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税金的一种税务行政处罚。对滞纳税款行为征收滞纳金，是为了保证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时履行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义务。     

新个人所得税法对扣纳双方的影响及应对——基于扣缴人义务及纳税人行为视角

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取决于征纳双方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耦合作用。一方面,作为联系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中介与桥梁,扣缴人在个税预扣预缴及汇算清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税制结构变化与缴税申报模式转变对纳税人影响深远。在新个人所得税下,扣缴人的扣缴清缴合规、沟通保密及判定审查等义务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拓展或提升。而纳税人的缴税申报、现金管理及税收规避等行为更易于引致税务管控及稽查。落实应对建议有助于促使扣纳双方在税务合规的框架内发挥正向合力作用,凭借税收法治助力个税财政收入的实现。     

我国《民法典（草案）》中附随义务体系之重构——以中、德附随义务学说溯源为视角

《民法典（草案）》合同编面临如何解释及定位附随义务的问题。基于现有立法与审判实践不一致的问题,急待厘清该义务与给付义务、债务人过错及合同外行为义务间的关系。有学者呼吁采纳德国保护义务理论,但须深入理解中、德对应学说的联系与区别。德国法上的附随义务理论脱胎于积极违约,成熟于保护义务理论,出现了义务独立化、归责标准客观化和责任性质法定化的倾向。而中国法上的附随义务为域外学说与本国立法的结合产物,存在学说概念与立法文义背离,过错原则难以统一及缔约与履约阶段责任割裂等问题。我国不妨在解释论层面抛弃附随义务概念,代以广义的未约定义务,从而构建更宽泛的契约义务,避免一刀切的归责原则以及减少契约与侵权间的二元对立。     

比较法视野中的欧洲保险合同法如实告知义务评析

为构建统一欧洲保险市场,保险合同法重述小组于2009年8月公布了《欧洲保险合同法基本原则》,该原则将成为未来欧洲统一保险合同法的蓝本。该原则在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上由传统的主动告知转变为被动告知,并根据主体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的主观状态与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规定了有区别的法律责任。其既体现了现代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制度的发展趋势,又考虑到了欧盟各成员国的承受能力。     

ICO融资行为的挑战:我国非法集资行为刑法规制路径的反思与应然选择

ICO刑法规制的尴尬处境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中“发行标的”与“募集对象”两类规制路径的并重适用,将引发刑法设计上的“逆向选择”,进而形成法律规制效力的分散化。从非法集资被稳定界定与提高法律规制效力的集中性出发,我国应以“募集对象”路径构建针对非法集资的刑事规制体系;同时,借鉴公司法现物出资制度经验,通过概括式规则对“资金”概念进行周延界定,促成以统一的“非法集资罪”罪名对各类非法集资行为进行集中、有效刑事规制。     

税法总则立法框架下纳税义务体系的构建

纳税义务体系是税法总则的基础性概念,是现代税收债法建构的核心范畴。纳税义务体系在主体内容上包括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和第二次纳税义务,与纳税义务有关的附随义务还有相关程序上的协力义务等相关义务。从程序上看,纳税义务的发生、履行与变更、消灭皆遵循税收程序法的明确规定,并因税种不同而存在差异。除了法定的明确纳税义务以外,在税法上还有类推适用与核定征收、溢缴税款与双重征税以及产生税收利息与滞纳金的特定情形,需要遵循交易实质、要件明确性和适度区分负担的原则加以解释和处理。我国应在税法总则立法框架下建构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纳税义务制度,并在具体税种制度中加以类型化并制定明确的规则要件,使得纳税义务体系在总则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理论与适用实现协调统一。     

网络暴力治理： 平台责任与守门人角色

网络暴力不仅侵害个人法益,而且破坏健康的网络生态。网络暴力概念的失焦,群体聚合作用下个体责任的模糊,表达自由与网络监管的平衡需要,使得网络暴力的治理面临诸多困难。在网络暴力多元共治的基本前提下,除了个体责任的认定之外,应当重视对网络平台的法律规制。不论是从网络技术和传播学的原理还是从法律责任认定的角度,这都是合理的选择。在当下网络空间违法信息与内容的治理中,突出大型网络平台的守门人角色,已经成为国外代表性法案的做法,这也是我国网络暴力规制的重要制度设计方案。网络平台守门人角色的法理内涵,可以从技术措施和义务承担两个角度来具体展开。网络平台守门人制度应当符合我国网络监管模式的国情,重视民法、行政法、刑法等不同部门法的不同规范目标追求,为其合理构建层级性差异,并通过明确可操作的具体规定来落实。     

International interest withholding taxation: Prospects for a common European policy

In 1989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rejected a proposal to introduce a minimum interest withholding tax of 15 percent. Some Union member states, however, remain keenly interested in bringing about some minimum level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 of interest income. This suggests that member states will be asked to reconsider the issue in the near future.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interest withholding taxes on financial markets. It then reviews some of the main aspects of potential tax reform in this area. A major challenge for any future proposal will be to satisfactorily integrate the banking system into a common interest withholding scheme.     

论产品召回保险的性质

产品召回的前提是产品存在系统性缺陷而不管该缺陷是否已经造成损害.产品召回风险是一种或有的法定义务风险,即在一定条件下才存在的法定义务.召回费用是厂商履行召回义务的费用,而非民事损害赔款.因此,产品召回不是厂商对私法责任的承担而是对公法义务的履行.产品召回保险是一种义务保险而非责任保险,其标的应为整批产品虽存在系统性缺陷...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交叉案件裁判研究

民间借贷发轫于民间,其建立在个体信用基础之上,这种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个体信用容易监督,具有稳定性但不具有成长性。非法集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的欺骗方法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集资的犯罪行为。在我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等相关联罪名均被列入非法集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刑事纠纷交织在一起,使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难以准确判断,因此,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刑民交叉案件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杂症＂,回答这个现实问题,会受到如金融机构、市场、监管机构、公安机关、司法裁判机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本文从交叉案件现象、交叉案件实体法律关系研究、交叉案件程序处理方式研究、交叉案件裁判研究四方面展开,归纳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要点和裁判要旨,形成判断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司法指引。     

Taxation and Integrated Financial Markets: The Challenges of Derivatives and Other Financial Innovations

The p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a multiplicity of new instruments which have altered the financial landscape. These transactions have highlighted many of the inconsistencies, asymmetries and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tax practices and challenged some basic tax principles. The ensuing uncertainties could over the long term place considerable strain on the tax system by incr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abuse and raising overall compliance costs. At the same time derivatives have provid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on tax laws and from this standpoint have provided a positive input into policy design. This paper has three objectives: (a) to illustrate some of the weaknesses of the current tax system by focusing on several types of novel transaction; (b) to assess the validity of various types of adjustment proposed to tax code; (c) to draw out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developments for the ongoing debate over fundamental tax reforms and over source versus residence based tax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