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城市化研究

1 什么是新型城市化? 1.1 新型城市化是科学城市化新型城市化其实是对过去城市化的拨乱反正,回归到真正的城市化,实施应有之义的城市化.过去的城市化不科学: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规模扩张快于功能提升;城市人口的增加快于人本身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市区人口增加但城市人口没有相应增加.     

山东半岛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将山东半岛作为研究区域,建立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质量指数及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了山东半岛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质量的耦合关系和协调发展情况。结果表明:①城市化水平只能反映城市化的速度,并不等同于城市化质量,土地城市化较快的城市,在土地城市化质量上反而较低。②从时间序列上看,山东半岛城市群自1999年到2010年,土地城市化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2004年起半岛城市群城市土地面积迅猛增长,土地城市化质量开始明显低于人口城市化质量。③从空间格局上看,山东半岛城市群8地市总体协调发展度偏低,烟台、日照、威海三市的人口城市化质量和土地城市化质量耦合度较低。     

温州城市化机制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日益成为区域竞争的关键,城市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城市化机制研究日益得到重视。文章首先对城市化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将城市化机制划分为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运行机制和城市化利用机制。在此基础上,针对温州城市化的发展特征和存在问题,提出了温州城市化机制的对策和措施。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质量

中国多数的城市化研究者认为，同国际上以人均GDP表示的经济发展程度应达到的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存在滞后。但笔者认为，中国在快速推动城市化水平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城市化质量的研究。现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人为推进城市化水平而不顾城市化质量的现象。所以，在提升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同时不断提高城市化质量，才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关键。     

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城市化研究

1 什么是新型城市化? 1.1 新型城市化是科学城市化新型城市化其实是对过去城市化的拨乱反正,回归到真正的城市化,实施应有之义的城市化.过去的城市化不科学: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规模扩张快于功能提升;城市人口的增加快于人本身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市区人口增加但城市人口没有相应增加.     

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研究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城市化水平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结构。发达国家对城市化问题研究较早,而我国学者自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关注城市化问题。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关于城市化道路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在综述城市化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城市化类型、城市化战略措施等3方面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进行概括。     

转型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不断深化,中国的城市化也开始迅速推进,并呈现出高速城市化、国家主导的城市化和不完全城市化等具体特征。转型期中国城市化呈现的上述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人口城市化、影响城市化的制度惯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中国市域综合城市化水平测度与空间格局研究

新世纪的城市化已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一问题,经济结构和空间利用的变化也对城市化区域空间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在城市化内涵界定的基础上,以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复合而成综合城市化水平,对中国城市2007年的综合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Arcgis对城市化格局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市域综合城市化水平由东北向西南递减,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在空间上彼此接近,形成若干城市化水平高值集聚区。依据3个城市化分量发展水平的组合情况,将全国城市划分为均衡发展型、较均衡发展型、不均衡发展型等3大类9个亚类,从城市化系统的协调性角度揭示每种类型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文明的还是野蛮的城市化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是文明的城市化还是野蛮的城市化？是受公平法治规范的城市化还是被利益集团全面掌控的城市化？     

特大城市城市化进程中的滞后与弥补——以南京为例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城市发展,中国的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张,以城市人口比重衡量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其中大城市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一些大城市化也达到了城市化的后期水平。2012年南京市城市化水平为80.23%,已经进入城市发展后期,但通过对南京市城市化进程分析,发现南京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公用事业与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之间的滞后。在城市化空间日益缩小的严峻局面下,南京必须消除五大滞后的消极影响以继续保持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也是实现南京市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提升城市化质量的重要举措。     

浙江省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评价

借鉴系统科学中的有关理论,分别构建了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1991—2011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各自的内部协调性、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和计量关系。结果表明:1浙江省各地级市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均逐步提高。2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度在研究前期(1991—2001年)提高的速度较慢,而在研究后期(2001—2011年)提高的速度较快。在研究前期土地城市化超前于人口城市化,而在现阶段土地城市化则滞后于人口城市化。3浙江省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耦合协调等级具有明显的时空演变格局,杭州市和宁波市的耦合协调等级通常领先于其他城市,而丽水市和衢州市则相对落后。4根据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度和相对发展度,绘制了"九宫格",对浙江省全部地级市未来城市化协调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英国人口城市化道路的再认识与启示——兼论中国农民工问题

英国的人口城市化过程具有两重属性,它既遵循了人口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又符合资本主义人口城市化的特殊规律。文章分别回顾了英国和中国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并总结了各自的特征,在对比两国人口城市化异同的基础上,提出英国人口城市化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是:农业是人口城市化的基础;非农产业是人口城市化的关键;社会保障制度是人口城市化的安全网;政府是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断缩小差距是人口城市化的发展目标。     

基于劳动力转移的梅州市人口城市化发展研究

从劳动力转移角度分析梅州市人口城市化发展,1978年以来梅州市人口城市化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与非剩余劳动力转移并存、异地转移是梅州市劳动力转移基本特征。人口本地城市化与人口异地城市化并存、人口异地城市化活跃是梅州市人口城市化的显著特征。劳动力异地转移导向下的人口异地城市化促进了梅州市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化协调发展,同时也制约着梅州市人口城市化发展。必须提高劳动力转移能力、增强转移劳动力吸纳能力、提高人口城市化质量水平,以促进梅州市人口城市化发展。     

城市化与土地制约

土地短缺是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制约因素,而城市化却是解决耕地短缺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必须制定适宜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及合适的城市化目标,采取相应的土地制约下的城市化发展对策,推进城市化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城市化发展实践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本文讨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实践的若干理论问题,认为必须认识城市化的一般内容,学习和借鉴世界城市化的经验和已有研究成果,克服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应急特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走新型城市化道路来解决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实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目标。     

关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问题的探讨

市场经济是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制度前提 ,市场主导型城市化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城市化的普遍选择。目前 ,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在城市化发展中 ,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才能促进城市化健康快速地发展。     

国外的城市化道路

为了借鉴国外城市化经验,我们对日本、美国城市化进行研究。 一、日本的农村城镇化 日本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起来的,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其城市化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社会、逐渐转变为城市化国家的阶段、快速城市化阶段、稳定城市化阶段。     

立足国情、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城市化——对推进我国城市化研究的若干思考

随着国家对城市化的重视,国内城市化研究盛况空前。但为政府政策做注解的味道太重,亟待改进。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并不存在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发展阶段论仅有相对的意义,不能生搬硬套;我国城市化研究要有国情意识,注意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避免欧洲中心主义的误导;城市化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抽象地谈城市化发展或对其量的发展予以特别重视,都可能误导我国城市化实践。     

山西省城市化类型的划分

区域城市化类型研究,旨在把握不同区域的城市化特征和面临的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城市化的发展对策,为全省城市化战略决策提供依据。本文在讨论城市化类型划分的原则及度量城市化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多指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山西省的区域城市化类型进行了划分,并分析了主要城市化类型的特征及发展对策。     

政府主导型与农民自主型城市化模式比较

城市化是兼具生产功能与分配功能的统一体。当前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过度重视城市的生产功能与财富扩张,而排斥了农民的主动参与和对城市化成果的分享;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则是农民主动参与城市化并分享其成果的一种尝试。对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应强化其利益分享机制,而对于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则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歧视。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公平竞争,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