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企业投资

本文考察政府支出、金融发展与对外开放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整体上,政府支出显著的促进了企业的投资,而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对于企业投资则存在"挤出"效应,但是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提升了企业投资的效率;在东部地区,影响程度较基于全国的检验结果更显著;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和金融发展促进了企业投资,但其效率较低;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与政府支出并未显著影响企业投资;非东部地区的地方国企在对外开放中投资增加更为显著,而民营企业在投资机会的把握上体现了更高的效率。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技术密集度与金融发展的联合调节效应

利用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探讨技术密集度与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以及两者联合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能够提高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均对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正向关系存在促进作用;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具有联合调节效应,与低金融发展水平相比,高金融发展水平会放大技术密集度对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的促进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可以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高管股权激励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意愿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低,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也较显著。研究结论对实体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决策,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启示。     

金融发展、FDI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

基于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XTSCC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FDI溢出及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FDI溢出均显著促进了中国创新绩效的提高,且金融发展水平强化了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分区域来看,金融发展均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而FDI技术溢出虽然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但是对东部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并且当地区金融中介深化水平不足时,FDI溢出难以起到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当金融中介深化程度低于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有不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增强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东省21个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7年广东省21个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各市普惠金融指数,发现广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珠三角区域普惠金融指数明显高于其它地区。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广东省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分区域层面上,普惠金融对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阈值效应",当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普惠金融开始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普惠金融对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区域作用最显著,对广东西部、北部中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在广东东部地区中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未发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共有文化印记与企业对外投资

历史上，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留下了不少共有文化印记。本文通过构建2000-2019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共有文化印记如何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实现。文章发现，妈祖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有文化印记的重要来源，中国企业对存在共有文化印记的国家投资额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共有文化印记对投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和企业的差异性影响，在高风险地区共有文化印记促进投资的作用更为显著。共有文化印记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显著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对民营企业投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我们以来华游客数量作为民心相通的代理变量，分析了共有文化印记如何通过促进民心相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建设提供了新的政策建议。     

能源投资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能源投资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能源投资显著提升了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东、西部地区，能源投资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在中部地区更强；新能源投资对于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大于传统能源投资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根据门限模型研究发现，能源投资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显著正向且“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关系。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测算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整体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金融发展、企业国际化形式与贸易收支

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本文从微观层面重新解读了金融发展与贸易收支的关系,结论认为金融发展对贸易收支具有非线性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发展将会降低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促进出口企业的数量增加,从而改善贸易收支;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发展将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固定成本,促进企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从而恶化贸易收支。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贸易收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曲线;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其倒U型曲线拐点所对应的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本文通过跨国、跨行业数据对上述理论命题进行验证,发现结论稳健。     

碳减排对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双碳”目标升级为国家战略,碳减排行动也成为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 2002 至 2020 年省际面板数据,选取混合距离 E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排放、效率、非化石能源、气候绩效等多维度定量评价碳减排发展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碳减排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研究表明：总体来看,碳减排发展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来看,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碳减排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机制检验显示,碳减排能够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发展绿色金融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论为地区差异化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东道国金融结构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缓解还是加剧?

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文章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测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样本及其程度,并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结构对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金融结构越是趋向于市场主导型,越可显著缓解中国海外投资不足的程度;随着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加剧,东道国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其缓解作用逐渐增强。异质性分组检验还表明,若投资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企业或者选择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上述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发现,东道国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主要通过限制融资约束来缓解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足,而企业所在地日臻改善的制度环境对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了负向的调节作用。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

文章构建了一个含有中国企业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详细信息的微观数据集,结合2002~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服务型OFDI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OFDI显著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投资金额越大,促进效应越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理效率、生产型行业、投资模式是绿地投资的企业从服务型OFDI中获益更大;与纯生产型OFDI相比,服务型OFDI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更大,两者创新效应的差异凸显了在通过"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服务型OFDI的重要地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服务型OFDI主要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资金流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公司创新。文章研究结论对中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社会责任能否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基于沪深A股2015-2020年3 296个企业-年度观测值，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社会责任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正向影响在国有、东部地区、非制造业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发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在社会责任与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6.7%、5.9%。最后针对性提出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real estate ownership on R&D innovation: credit relief vs. resource replacement in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real estate financialis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real estate holdings on R&D investment using data of enterprises listed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Our empirical results yield five main findings. First, enterprises holding more real estate assets face more serious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us restrain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efficiency. Second, when the profit margin gap between entity enterprises and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is larger, enterprises are more inclined to transfer industrial capital into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us reducing R&D investment. Third, when the degree of marketisation is high, intensified market competitio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factor and product markets, and stronger patent protection will weaken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corporate real estate holdings on R&D investment. Fourth, monopoly enterprises obtain potential profits more than undertaking risks from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hold real estate, thus strengthening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real estate holdings on innovation. Finally, investors' regional preference intensifies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corporate real estate holdings on R&D investment. Our empirical evidence can guide entity enterprises on how to effectively balance short-term (non-productive) and long-term (productive) capital investment.     

微观企业视角下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88家工业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

在土地资源尤其是工业用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越来越受到关注。但目前来看,由于受到数据限制,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中观层面,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的影响因素研究十分有限。基于此,文章首先结合已有数据库进行了工业企业土地数据的调研,而后基于2088个有效样本,对工业企业土地产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数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平均占地面积、土地产出效率及地均要素投入均依次递增,且大型企业要远高于中小型企业。土地投入、企业特性及外部环境对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较明显,其中,要素投入、基础设施、企业盈利能力及区位优势均促进工业用地产出效率,而年龄与国有企业有抑制作用。因此,提高单位土地上投入强度、引导工业企业合理布局及积极促进国有企业改制均有助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数字化与创新之悖论：数字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解释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数字化是否必然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通过构建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数字化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数字化低于拐点时,数字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而当数字化高于拐点时,数字化会抑制企业创新;异质性影响机制上,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吸收能力强企业、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化追赶型企业和后进型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只存在于领先型企业中。数字化硬件投资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数字化软件投资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文章拓展了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可以为当前企业更好借力数字化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金融聚集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文章探讨了金融聚集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发现金融聚集对企业的融资约束产生正向的缓解作用。研究样本包括2009 年至2019 年A 股上市公司，通过采用排序逻辑回归方法，构建了企业融资约束的指标并发现融资约束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但其在不同企业之间的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利用区域熵指数来衡量中国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金融聚集水平，结果显示，除了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外，宁夏和青海在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聚集水平相对较高。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的实证检验证实了金融聚集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积极作用。从机制上分析，金融聚集能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另外，更深入的分析表明，保险行业的聚集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尤为显著。该研究扩展了现有关于金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且为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政府在制定金融产业政策时提供了参考。     

时空压缩下的企业双元创新投资——来自高铁通车的证据

文章从新地理经济学视角,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高铁通车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高新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PSM-DID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铁通车显著促进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高铁通车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仅体现在位于中西部和低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从而进一步验证了高铁通车加速了创新的人、财、信息、技术等资源的跨地区流动和转移,通过降低信息沟通成本、促进信任和企业社会网络的形成、降低企业高风险特质的探索式创新的融资约束与风险、进而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内在机理。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趋同行为

文章以2003-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显著增强企业投资趋同行为,该影响效应在信息优势企业有所减弱,在资产不可逆程度较高企业有所增强。分行业检验发现,在管制性行业以及景气度较低行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实体投资趋同性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化,特别是在行业实体投资总体趋于放缓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现象更加严重。该研究为宏观经济波动下企业投资趋同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