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团住宅：日本住房建设的启示

公团住宅是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政府设立的公共性住宅体系。所谓公团,是为了整合社会资本,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构出资设立的公共法人,具有独立的经济核算地位。     

国外大型水库的主要管理模式及其启示

国外对大型水库的管理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中央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二是“中央政府授权的特定部门或机构进行统一管理”的体制；三是“按照流域进行管理”的体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了“中央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水库管理体制。在这一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水库与水资源进行统一领导，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与地方政府在权责对称的基础上开展分工协作，依法对大型水库进行管理，能够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日本的住宅建设

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住宅建设，并且发展很快，20世纪50年代，年均建设住宅25万套，20世纪60年代建40多万套，而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年均建设住宅140余万套，约1.3亿平方米，在3700万住户中，自有住房约2300万户，租房户约1400万户，约有290万租房户住的是公建住宅，日本住宅的供应渠道主要是三个方面，即公共住宅、民间住宅和住宅金融公库贷款建设的住宅。公共住宅包括公团住宅、地方住宅。民间住宅则由民间经济力量投资建设，日本住宅建设的特点是：小巧实用、住宅质量好，居住环境优良。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其中，一共有三方主体参与，分别是政府(包括基层和中央)、农民和医疗机构。由于新型合作医疗涉及农民的医疗保健和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事关农村经济长远发展的大局，中央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制定了相关的财政支持政策。     

论城市政府对住宅发展的政策调控

住宅发展具有显著的城市性和政策性。住宅发展是开发商、购房居民、城市政府三个主体直接依据市场机制和政策调控机制相互作用的系统。开发商追求开发利润(相对于开发投资而言就是利润率)最大化；购房居民追求定额住宅消费支出的居住效用(即居住效用率)最大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住宅价格由利润率和效用率的均衡决定。城市政府可通过调控开发商的利润率和购房居民的效用率调控住宅价格。城市政府应依此原则指导，建立对住宅发展调控的政策体系。     

内地房地产市场的转折点和着陆

中央政府七部委在上月中旬联合发布的稳定房地产价格的文件，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虽然文件中的八项政策要点作为政策性原则在以前的政策中都已多次提及，但它包含了若干具体和量化的政策措施，其中两项最重要，一是对两年之内卖出的住宅按卖出价格开征营业税，二是禁止期房买卖。继政府三部局又对房地产税收作出具体规定，各地方政府更随后出台房市税收征管细则。     

日本政策金融运作方式及特点

日本政策金融运作方式及特点中南财经大学投资系刘在卿，杨云英一、日本政策金融的基本状况和运作方式日本的政策金融是指政府金融机构的活动和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一系列政府金融机构，运用政府提供的资金和通过金融手段筹集的社...     

西北开发投融资模式研究

第一，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并将把更多的利用国外政府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项目安排给中西部地区；第二，大西北发展的理性选择是争取财政投资的同时，积极鼓励民间投资和吸引外资；第三，由于中央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政府已颁布了相应的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和外资投入中西部地区，也就是说从政府有效发挥财政工具作用的角度来讲，实施西部大开发对开发大西北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土地出让金新规不会推高房价

据报道，新的土地出让金规则将会出台，从消息来看，新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二是对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透明化、公开化及长期化；三是重新调整土地出让金利益分配机制，在个人、集体、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之间，在长期与短期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利益机制。     

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与ODA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就是以政府行为为主，民间组织予以协助；以经济手段为主要行为方式，以对外开发援助为中心和先导，以扩大海外市场为直接目的，同时谋求长远的、潜在的政治、军事和安全的战略目标的外交行为模式。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经济行为、经济方式和经济手段的实施，谋求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综合性战略目标及利益的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则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中最具战略意义和政治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在经济利益驱动和主导下的对政策导向和餐交行为模式，又决定了日本ODA的“开发援助”特点。     

“减负”与“足供”—对农村税费改革的现实思考

“减负”（减轻农民负担）与“足供”（满足地方基层政府的财政供给）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预期，是九亿农民与三千万农村基层干部利益博奕的一个体现。本文在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出现的土地抛荒、农业增负、基层减收、扶农乏力等诸多问题进行现实观察，在比较国外的扶农政策、一元税制、扶农政策、基层政府财力来源以及义务教育事权事责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减负”、“足供”的若干设想：1．涉农税制方面：权宜之策是完善现行改革方案中的涉税内容；根本之策乃构筑一元税制。2．涉农财政体制方面：将义务教育事权与事责收归省级政府、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要规范到位；政府收支预算化；加强基层政府的负责管理；完善并落实农业保护政策。3．其他相关方面：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精兵减政转变职能、推进工业化城市化。     

六大机构论评说退税

此次调整有三方面背景：第一、内外经济失衡，导致顺差过大，流动性不易控制；第二、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三大产业的比重失衡和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失衡；第三、内外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严重。尽管中央政府此前已经出来了一系列政策试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扭转出口和顺差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效果有限。我们认为，此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在意料之中，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外贸平衡的必需途径。     

到CBD距离、交通可达性与上海住宅价格的地理空间差异

区位可达性是影响住宅价格的主要因素，但其重要程度还没有在国内文献中被很好量化和测度。本文选择上海市所有106住宅板块2004年7月到2006年6月之间的月住宅成交数据，运用特征价格法，分别测量了“到CBD距离”、“轨道交通可达性”和“公共交通可达性”这三个区位因素对上海住宅价格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到CBD距离的增加，住宅价格呈下降的趋势，但下降幅度逐步减缓；“轨道交通通车”情况对住宅价格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越远离CBD，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越大；“公共交通方便”对住宅价格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外环内区域，外环线以外区域并不显著。本文提出，地段位置离市中心的远近、原始地理条件的不同和政府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差异是形成住宅价格地理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上海城市空间形态是同心圆模式和轴向模式的结合体。     

日本产业政策体系及当前政策重点

为了促进中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围绕政府、中介机构与企业三者关系等重点问题，赴日本静冈县作了为期2个月的学习、调研；在调研中，我们感到，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虽然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色彩，但并不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制订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而日本富有特色的产业政策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加快“阳光政府”工程建设的若干思考

所谓“阳光政府”，是指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一举一动都放在阳光下，即时刻都受到公众的审视和评判的一种行政理念和行政模式。本文提出了加快“阳光政府”工程建设的对策建议：一是“人”的难点要突破；二是财物配置要透明；三是权力运用要改革；四是施政方式要公开；五是监督机制要到位。     

论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规范化

地方政府处于中央政府和微观经济层面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国历来重视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就专门提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江泽民也曾多次提到过这一问题。最近中央的宏观调控也要求地方政府顾全大局，服从中央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     

地方债 下一步借力保障房

中国政府不会为地方债“埋单”，在夏季达沃斯上，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认为，“如果地方债由中央政府埋单，地方政府违约就是理所当然的，这说明中国在培养赖账的地方政府；而且，如果债务都由中央政府埋单，那么中央财政在民生、社保上的支出就会减少，最终的结果还是老百姓埋单。”     

话题港股直通车缓行

2007年8月20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天津滨海新区将首家试点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初期个人可在该地区通过中国银行和中银国际证券公司买卖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该业务初步定名为“港股直通车”。当日港股一路狂飙，国企指数涨幅超过八成。 但因为种种原因，此计划至2007年12月中旬仍未开通。 尽管中央政府并没有最终否决这项对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都关系重大的政策，但“直通车”何时成行却成了未知数。尽管中央政府并没有最终否决这项对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都关系重大的政策，但“直通车”何时成行却成了未知数。     

住宅发展规划先行

战后日本经济重建，并实现“日本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被认为是建立了较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其住房政策可以追溯到150年的《住房金融公库法》、1951年的《公营住宅法》和1966年《城市住房计划法》等多部法律。政府规定了三个居住标准即最低居住标准、平均居住标准、诱导居住标准。以四口之家为例，最低居住标准为25平方米，平均居住面积为86平方米，诱导居住标准为91平方米。     

我国非官方政策参与主体的角色转换

政策“公众”与政策“受众” 根据其社会性质的不同，公共政策的参与主体可以分为官方政策参与主体和非官方政策参与主体。官方政策参与主体主要指广义的政府及其附属的决策咨询机构；非官方参与主体则包括所有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其他民间的个人和团体，非官方政策参与主体又常常被称为“公众”。在政策科学领域，“公众”、“民众”、“群众”几乎是同等的概念，都概指作为群体的公民，其应用也都很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