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不完善,存在征地范围过宽,公共利益界定模糊,补偿标准过低和补偿方式单一,征收程序缺乏有效监督和公平裁决的机制,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产权关系模糊等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严格界定和控制公共利益的范围,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明确集体土地产权、在法律上赋予其与国有土地平等的产权地位.     

农民土地权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农民权益实现的根本在于农民的土地权利。保障农民权益的实现首先要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由农民自主成立集体经济组织，代理农民掌握土地所有权。在土地所有权归属尚难确定条件下，切实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侵犯。在征地时，只有在“公共利益需要”时政府才是征地主体，非公共利益需要征地，政府不能直接插手，只起管理监督作用。征地必须给予合理补偿，要充分考虑到级差地租Ⅱ，借鉴国外经验。     

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问题调查

文章对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应修订征地补偿法律制度,维护征地活动的合法性,促使征地补偿程序公开,保障农民知情权和参与权,引入监督制度,保护司法审查程序公正性,等方面完善征地补偿程序。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征收程序研究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迅猛发展,但是我国土地征收程序存在诸多缺陷,如征收前征收目的无具体程序可循,审批机制不健全;征收中,农民的知情权被减化,参与权和话语权被剥夺;征地后,补偿难以实现到位,救济制度滞后。主要原因是“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不明确,政府职能混同,程序违法成本低廉。亟需建立“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改革审批程序,完善公告制度和听证程序,明确补偿费用的分配程序等。     

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完善与农民权益保护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的合理配置和流转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也存在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位、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农民土地产权权益被侵犯等新的制度问题,需要采取明确土地产权主体、稳定集体土地承包权并辅以定期微调、规范政府征地行为等措施,加强对农民权益的保护。     

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失地农民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本文通过对《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进行研究,对现行征地制度中存在的公益目的过于宽泛、征收补偿立法滞后和征地程序混乱问题及其成因进行详细分析,对我国＂土地征收法＂的制定进行了立法思考,为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提供建议。     

"双轨制"与创新完善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

我国现行的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土地征用制度,其管理方式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思路和方法,不利于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与市场经济的平等与竞争原则相违背.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要有新思路,即"双轨制":公共利益征地,可仍实行现行征地制度;非公共利益的赢利性征地引入市场机制.     

欠发达地区征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以菏泽为例

当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土地征用不可避免。法律对征地行为做了明确规定,国家和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规范征地行为,但是在政策执行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地方政府及相关利益集团的不正当征地行为导致农民上访增加,被征地地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找出这些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可行性对策,对征地工作的顺行和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征地拆迁中农民的非理性维权行为与规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征收、征用城市周边的农村集体土地已成为趋势。征地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威胁到了被征地农民的各种社会权利和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由于征地拆迁制度不健全、对农户补偿不合理,各种类型的农民维权行为不断发生,呈现出集体化、非理性化、无效化的特点。针对现阶段被征地农民维权的无序和混乱,政府应当从加强农民法律素质教育,提供高效畅通的维权渠道,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鼓励被征地农民多渠道就业等几个方面去努力。     

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研究

农民失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产物。由于受制度缺陷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失地农民的权益严重失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危害。只有在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建立市场补偿机制、规范征地程序的基础上,通过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联动,构建起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才能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论农村土地确权中土地权利界定与行使

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不仅要明确农村土地现有分布和占有经营情况,还要对农村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所需要的所有、承包、经营、流转、抵押、转让和收益等权利进行界定,消除阻碍农村土地不合理配置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因素,促进农村土地从产权模糊向权能清晰行使的转变。     

城市土地出让的收益分配与土地市场效率

通过研究城市国有土地出让的收益分配和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建立土地开发的社会决策模型,对土地出让时的七种不同收益分配模式的市场效率分别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过去的协议出让模式,还是现行的基于成本或者现状价值对原土地使用者进行补偿的出让模式,土地市场都缺乏效率,而以土地开发净收益进行分成的模式能够最大化土地市场的效率。     

新一轮农垦改革发展形势下广东农垦创新土地管理方式的实践与探索

从论证创新土地管理方式是新一轮农垦改革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向的必然要求出发,结合广东农垦的土地来源、分布与结构,以及在土地管理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充分尊重当前实践和初步成效的基础上,大胆地探索广东农垦创新土地管理方式的实现路径.     

农地制度、土地规模与农业生产绩效

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考察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和影响因素,利用1992-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各种实体投入因素和农业科研投入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再加入农村土地制度变量,利用GLS方法分析了科研投入和土地制度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促进农业增长的各种要素中,科研投入是最主要的因素,土地制度是前期的一个重要因素,化肥投入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研究还提出了农业的发展除了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外,更应该从制度创新上寻找提高生产绩效的新路径,那么土地制度改革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突破口.     

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基于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土地承包法的颁发与实施是为了赋予农户安全稳定的农地产权，以加快农地市场流转，促进农地有效、可持续利用。但由于农村土地政策在实施上长期过度依赖于农村集体，因而出现偏差。以农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为初始形式的农地登记制度的引入，提高了国家对农民合法土地权利的保护力度。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发证在使农民获得完整的合法土地产权、增强农民对土地权益的了解与信心、对抗农村集体干预、降低土地交易成本等方面创造了有利于农地市场流转的条件。江苏南通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农地承包经营权发证率较高的地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越发达，农户对农地产权稳定性信心越高，农地交易费用越低。中国有必要按照规范土地登记制度要求，继续农地登记制度建设。以彻底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台湾与大陆的比较研究

土地制度的变迁核心不外乎围绕农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改变以及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而并非单纯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因此,对两地土地制度变迁的效果评价不在于土地制度安排的所有权形式,而集中在变迁的方向和基本途径。台湾与大陆共同的经验表明,放松政府的土地管制,发展土地市场和土地交易,进行土地产权的细化与流转以及积极发挥私人组织在土地制度建设中的作用,是适应市场化要求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必然。     

农地产权的残缺和征地效率的损失

我国农地产权残缺是由对区位和时间属性的管制造成的,而采用产值数倍补偿法导致了征地效率的损失。同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说明宏观层面的调控并不能有效地限制征地热情,只有发挥微观产权主体的约束作用才能减少效率损失。     

农地确权、土地流转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

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而且一户经营多块土地的现象较为普遍;农地确权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投入决策和土地流转决策对农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因而深入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研究。本文认为,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是农地确权作用于农地利用效率的主要路径之一,单从这条路径来看,农地确权不仅要促进土地流转,而且要使农地向高效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集中、要改善农户的分散经营状态,才能显著提升农地利用效率。然而,在现实中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对该路径形成阻碍,导致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未能充分显现。基于2019年在吉林、江苏、四川三省297个村庄抽样调查的1058份问卷,运用DEA-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显示：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较低,反映出当时样本村庄的农地确权还未有效促进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在确权后的土地转入概率较高,但最大地块面积较小,而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比没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最大地块面积较大的农户比最大地块面积较小的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更高,表明在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中土地转入具有遮掩效应、最大地块面积具有中介效应。可见,农地确权提高了已确权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土地的转入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农地确权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但并没有加大最大地块的面积,由此带来的经营分散加剧可能正是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低于未确权农户的原因之一。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对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土地流转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并针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进行了经验分析,深化了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研究,也细化了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不但要继续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和持续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还应扫除阻碍农户土地流转的其他障碍,加强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引导和农村土地整治,促使农地向高效率经营主体集中,并努力解决农户多地块分散经营的问题,进而更有效地促进农地利用效率提升。     

双重地权:土地国有下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2003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标志着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这部法律强化稳定了现行的土地制度，但并没有对土地制度变革中的现存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本文认为，现存问题的难点在于，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围绕着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争议，甚至严重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的有关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存在着“产权残缺”等障碍；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借鉴历史上的佃主和佃户双重产权主体的土地产权制(田面权和田底权相分离)，剥离介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集体产权主体地位，明确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并实现切实的立法和制度保护。     

撂荒、弃耕、退耕还林与休耕转换机制谋划

撂荒、弃耕一直困扰着我国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而土地过度开发引起的地力下降、环境破坏是不争的事实;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休耕是把撂荒、弃耕以及二调新增的耕地与退耕还林、土地整治有机结合的有效方式,可恢复地力、修复环境。应继承我国休耕的优秀传统,并借鉴欧美休耕的先进经验,建立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撂荒、弃耕、闲置、退耕还林、二调新增耕地与休耕转换的有效机制：运用计划手段把休耕纳入国土规划,并把撂荒、弃耕、闲置、退耕还林、二调新增耕地纳入休耕计划;运用退耕还林等休耕补偿和撂荒、弃耕、闲置赔偿以及土地收回等市场手段,把休耕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