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银行业空间演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功能距离视角

银行业发展与高质量出口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文章利用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银保监会金融机构许可信息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银行功能距离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功能距离缩小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该效应在企业贸易方式、所有制、生产率和行业融资依赖度中表现出差异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降低融资约束是功能距离缩短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影响渠道;进一步发现,银行本地化及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强化功能距离缩短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效应。     

贸易数字化、柔性生产力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异质性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模型，将数字化转型决策引入其中，研究企业的贸易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贸易数字化通过增强企业的柔性生产力提高质量改进的固定成本效率，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借助大数据爬虫技术，识别企业自建主页以及使用国内电商平台或跨境电商平台的具体情况，据此构建测度企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高贸易数字化水平能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讨论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信。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柔性生产力是贸易数字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且考虑不同样本期和替换新指标后该机制依旧稳健，特别是小微型、劳动密集型、初创型或一般贸易企业进行贸易数字化转型，更能通过该机制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数字技术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采用跨境电商平台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最大。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国内价值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在构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延伸国内价值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培育能够通过提高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和生产率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东部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产品质量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扩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增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因此，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是中国制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困局的关键。     

“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5～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使得所在城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提高了约2%,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中欧班列”开通主要通过运输时间节约效应、行业内扩散效应以及产品市场地方保护的削弱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中欧班列”开通对周边100千米范围内城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对向欧洲市场出口、非国有以及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将“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解释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总体上，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分样本回归显示，民营、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房价上涨的负向“加成率效应”较强；作用渠道检验证实中国工业企业在房价上涨时整体上“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不显著，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从价格和成本渠道分别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性和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影响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结论对“去库存”和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政策协调具有参考意义。     

贸易壁垒会加剧中国出口企业生存风险吗——以中国企业遭遇反倾销为例

生存是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贸易壁垒是影响出口企业生存的重要外部因素。为此,本文基于PSM-Cox比例风险模型,采用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考察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生存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即贸易壁垒会加剧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贸易壁垒对出口企业生存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不同;贸易壁垒会加剧民营企业的生存风险,但国有企业对贸易壁垒的反应并不敏感;贸易壁垒会加剧一般贸易企业的生存风险,但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生产率效应和竞争效应是贸易壁垒影响出口企业生存的重要渠道。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

本文基于2009～2016年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识别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增加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一方面可以通过促进研发投入增加、专利产出数量增加和本地市场效应扩大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大，数字化转型对交易成本高的企业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本文建议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数字化基础，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中，推进产品创新和产业模式变革，以用户价值为出发点进行研发创新，打造数字化终端体系，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贸易方式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引导企业进行贸易方式转型是重要一环，然而企业进行贸易方式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发展，是一项亟待检验的问题。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中国污染数据的三方匹配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贸易方式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方式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污染减排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高污染行业以及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方式转型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污染治理投资等路径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本研究提出了强化贸易方式转型的保障措施，制定差异化的转型策略以及鼓励转型企业环境治理“双向发力”等政策建议。     

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吗

本文研究了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理论层面拓展了Kugler和Verhoogen(2012)的理论模型,提出服务业发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大微观机制,即"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在实证层面利用城市统计年鉴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在细化的城市-企业维度上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服务业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促进作用通过"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实现。城市服务业发展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我们的发现意味着,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普遍性,服务业发展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金融开放、自主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经验分析

改进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成为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打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以及扩大贸易利得的重要途径.使用2000-2013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以外资银行进入为表征的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升了进驻区域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创新促进渠道是外资银行进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中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高金融业中间投入行业企业以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效果更加显著;制度环境优化、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升都强化了外资银行进入的质量升级效应.     

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与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动态:理论框架与计量检验

本文从异质性创新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可在产品层面揭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与出口动态行为关系的一般模型。同时基于中国2001—2006年多产品出口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质的创新行为对包括核心产品在内的不同出口动态行为存在异质性影响机理;产品创新存在蚕食效应,工艺创新存在规模效应,企业会依据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以何种创新实现出口进入;对在位出口产品而言,产品创新将扩大企业面临的蚕食效应,提高在位产品出口退出率,缩短产品出口持续时间;工艺创新可利用规模效应,降低产品出口退出率,延长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动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引擎。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类型流通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国有企业、仓储邮政及运输业、东部地区流通企业的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供应链集中度三个间接途径促进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考察充分体现流通业属性的供应链集中度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抑制下游客户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并未通过降低上游供应商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流通企业运行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为释放数字红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央政府“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3年的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显示，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基于进口中间品视角

随着中国成为《贸易便利化协定》接受国,贸易便利化正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文章从进口中间品视角构建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7～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总体表现为延长作用,且该效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其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以及提高进口中间品种类来实现的。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东部地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小于中部地区企业,而中部地区企业又小于西部地区企业;同时贸易便利化对企业核心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大于企业非核心品。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短贷长投

当前数字化变革日益成为实体企业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章利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缓解了企业“短贷长投”的程度，证实了“决策优化假说”。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经营风险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自身融资能力较弱、外部融资环境较差、公司治理相对薄弱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更为明显。文章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为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找到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