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决策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股份回购的频率和回购金额，但是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会影响这一关系，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回购的正相关关系会呈现先增后减的现象。按照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组，在25分位数以下和75分位数以上的组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份回购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后的股份回购会损害公司价值，而二股东的股权质押会强化大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该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股权质押与大股东双重择时动机

择时动机是大股东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股权质押行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明的研究视角。文章以大股东决策中可能存在的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双重择时动机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意愿和质押规模与股票错误定价显著正相关,即上市公司股价被高估会推动大股东股权质押;相对于信贷紧缩时期,大股东在信贷宽松时期更愿意进行股权质押,且质押规模更大;股票错误定价和信贷政策会同时影响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意愿和规模。文章结果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存在对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双重择时动机。文章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关于市场择时和股权质押的研究文献,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大股东决策动机以及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理解。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近年来在资本市场上,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流行的融资方式。股权质押虽然缓解了股东的融资约束,但大股东股权质押带来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公司的长期投资特别是研发投资。创新质量是研发投资产出成果的直接反映,其对企业长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了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特别是管理层持股和研发投入在其中的作用,文章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研究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创新质量,且该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管理层持股可以缓解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创新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部分调节效应可以通过中介变量企业研发投入进行传导。     

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研究

以1999-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存在着明显的过度投资倾向.(2)内部治理中的董事会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3)企业外部治理因素,如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小,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越高,执法水平越高,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同时产品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     

非控股大股东与公司投资决策

本文以2004—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显著提升了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控股股东未股权质押的公司，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中更显著；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时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更显著。进一步考虑非控股大股东异质性发现，相较于国有非控股大股东与其他非控股大股东，外资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决策的积极影响最终能够提升公司的增长和清算期权价值。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第一大股东性质以及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国内外公司治理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利用2002年在深沪两地上市交易的1181家上市公司的02~04连续三年数据,分析了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家法人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显著高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法人股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而非国有法人股比例则与公司绩效关系不显著。     

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实际数据研究1999年至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发展趋势,分析第一大股东变更对促进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改进上市公司绩效以及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效应.本文证明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逐年增长,这种增长增加了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性,有限地降低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但没有带来上市公司绩效的提高.另外,国家股股权变更和法人股股权变更、横向变更与投资型变更及实业型变更、ST公司股权变更与总体变更公司的效应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中国旅游类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与风险承担

中国旅游类上市风险承担,不仅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中国旅游类上市公司的投资,还在宏观层面上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中国旅游类上市公司存在股权集中这一典型事实,通过分析2005-2015年间中国A股旅游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提出运用股权性质与股权控制力这两个维度刻画公司大股东控制,一是国家控股的中国旅游类上市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更低;二是大股东控制力与中国旅游类上市公司风险承担负相关.     

浅论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存在的风险及对策

近年来,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股权质押进行融资已成为常态。大股东通过股权质押获得资金,解决了流动性问题,但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文章通过分析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动机和风险,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的风险防范策略。     

试探管理层股权薪酬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200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证明管理层股权薪酬收入和第一大股东性质显著相关,国有性质的企业管理层的股权薪酬收入比重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薪酬收入负相关,能够发挥对股权激励内部监督的替代作用.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提高公司的价值.     

城市韧性研究的巴斯德范式剖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韧性研究日益兴起，理论累积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现如何开展基于生态实践智慧的城市韧性研究，使其从理论探索走向实践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生态实践智慧的首选研究范式——巴斯德范式的视角出发，通过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两大平台检索城市韧性相关中英文文献，对文献进行研究范式分类统计分析，探讨了城市韧性研究中玻尔范式盛行的现象和原因，并提出了城市韧性巴斯德范式研究的建议。     

金融工具国际会计准则解析

随着金融创新浪潮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衍生金融工具所涉及的问题受到各国准则制定机构、监管者、财务报表编制者和用户的关注.因此1998年公布的IAS39《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具有重要及深刻的意义.本文分析了IAS39的一些关键内容,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的绝对主体,具体分析了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Do the global stochastic trends drive the real house prices in OECD countri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in the long-run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the real housing prices for a panel dataset comprising the quarterly observations of 12 OECD countries are the real GDP per capita and the real interest rate along with the global stochastic trends.     

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差别化的影响

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开展R&D国际化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的差别化问题,同时还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以及政府补助这两个内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时,该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更偏向于在科技发达国家进行R&D国际化;高管海外经历和剔除与科技创新无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均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

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管理层风险偏好、管理水平及激励机制等因素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此影响过程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尚存争论.基于沪深A股2007—2018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并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企业高层的风险承受力与管理水平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重要机制和渠道,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明显提高了管理层的风险承受力和管理能力,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不同行业对"创新激励"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较高科技水平和竞争水平的行业"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展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     

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区位决策 ——基于非市场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双元视角

本文基于非市场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双元视角,探讨向具有风险属性的“一带一路”延伸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应对非市场环境约束的政治能力和企业社会责任、应对产品市场环境约束的市场能力与风险区位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企业的政治能力、市场能力越强,越倾向于投资到政治风险更高的东道国;②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的交互具有协同促使企业向高政治风险区位投资的作用;③相较于工具性/经济性企业社会责任,强制性/社会性企业社会责任会分别增强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对企业风险区位投资的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采取情境式政治活动模式的企业和新企业,采取系统式政治活动模式的企业和成熟企业更擅于发挥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的联合效应投资到具有更高政治风险的区位。研究发现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具有启示意义。     

The logic of Keynes' criticism of the Classical model

The Classics' remedy for unemployment was to lower money wages. Keynes opposes this remedy. Therefore, in The General Theory, he aims at building a model in which a fall in money wages may not cause an increase in employment. Most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Keynes identified this aim, but did not attach enough importance to it. Reading The General Theory in the light of this aim, we discover what Keynes' logic of elaboration is, then what Keynes' ideas about voluntary or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are.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Utilizing the most recent census and survey data as well as the new ProFamy method, this paper presents and analyzes the trends of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wenty-first century. It discusses the serious challenges and rela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the old-age insurance program in rural China.     

The impacts of energy insecurity on household welfare in Cambodia: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energy insecurity on household welfare in Cambodia. The notion of energy insecurity is not well understood in the literature as well as in local contexts. This study defines household energy insecurity as the status quo derived from the interplay of inadequate and insufficient energy consumption that prevents households from meeting basic energy needs. The notion of energy insecurity can only be well understood by investigation in the local context as it varies from place to place. Households facing insufficient energy consumption may forgo many other opportunities. Once energy security has been defined in the Cambodian context, the study employs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using the Cambodia Socio-Economic Survey Data (2015)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household energy insecurity. The study confirmed that energy insecurity has enormous negative impact on welfare of the households, with a further negative impact on the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of the children. The findings will lead to policy implications to improve household energy security, and thus impact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政府发展性支出、产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

为了探索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边界,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理论上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伴随着政府发展性支出的不断增加,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作用路径。表明过低或过高的政府发展性支出都会导致产业集聚扭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正外部性,进而抑制能源效率的改善,只有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才能发挥产业集聚应有的绩效,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2)利用中国2004—2017年268个地级市的城市面板数据,在规避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静态面板交互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的理论假说;(3)采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了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过程中存在政府发展性支出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2517和0.2946,对不同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进行分组计量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中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路径相吻合。表明,过高或过低的政府发展性支出趋向于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