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及机制分析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我国增强实体经济新动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之举。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本质是依靠数字经济部门提供的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和数智产品对实体企业要素投入与生产经营模式重组更新，进而促进实体企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实践中，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是基于实体企业生产经营节点与数字技术融合而展开的，形成了多种效能各异的融合模式。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进一步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需构筑“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分工协作机制。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仍然处于低度融合阶段,分区域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较低,由东向西表现为从高到低的融合空间分布格局。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创新;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可以通过增大研发投入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异质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不显著。     

平台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机理与路径

数字平台从平台模式向平台生态进化,加速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价值共创,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提供了新动能。平台生态的形成和演化创造了平台生态价值。平台生态具有双边市场效应、网络效应、价值乘数效应等,有利于促进平台生态价值提升、协同共创和跨界创新,实现平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实践中,平台生态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了新业态新模式、丰富了数字消费场景。平台控制力的强化又会诱发平台的垄断倾向,因此引导平台生态良性、向善发展需要构建具有复杂适应性的治理机制,通过私权自治和公权干预两条进路,推进平台生态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重组要素配置方式、重塑产业组织生态、重构价值创造模式和重整全球竞争格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结融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相对粗放的供给与尚未成熟的需求并存、外部“脱钩”与内部“脱实”叠加以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状与多元化应用场景目标的矛盾等，亟待应对。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法规，加强基础研究、突破技术瓶颈，开发应用场景、营造数字生态，培育专业人才、保护数据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逻辑、现实基础与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文章基于政策演变分析与文本挖掘，梳理了成都市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逻辑，探究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和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加强数字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新型数字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形成“四位一体”动力机制，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辽阳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的国民经济支柱,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背景下,只有打破产业转型梗阻,跨越数字鸿沟,顺利实现“数实融合”,才能使东北经济重新腾飞。本文基于辽阳市数字化发展的基本视角,通过分析辽阳“数实融合”的现状和所面临挑战,探讨打通融合发展梗阻的思路、机制和方法,就辽阳如何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推动辽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究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成为占领国际竞争力制高点的关键，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要求，也是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建设的基石。虽然辽宁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条件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相关政策制度逐步完善、数实融合能力快速提升、数实融合平台日益优化，但仍存在着创新投入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缺失、专业化数字人才缺乏、政策系统性时效性有待提升等问题，亟待破解。借鉴上海、深圳、浙江、贵州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的经验做法，通过结合实体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数字经济融合方案、持续投入和夯实关键核心技术基础、提高政策系统性和有效性以及强化数据标准体系等措施，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为数实融合提供坚实保障，夯实关键技术基础、营造协同发展产业生态，强化数据标准、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应用场景开发、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通过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力建设数字辽宁、智造强省。     

数字经济、创新差距和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

采用新经济地理模型,基于数字经济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推演出数字经济对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机制。该模型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改变城市创新差距,重塑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利用2005—2022年我国23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时间和区域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有助于缩小外围城市与对应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城市创新差距,从而有利于缩小中心-外围城市的经济差距。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对应中心城市地理距离越远的外围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其与中心城市经济差距的作用越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外围城市应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建立健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无障碍分享机制、深化区域数字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的虚拟集聚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来自我国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之根本，加快推进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是我国经济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这一转变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更为旺盛。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虚拟集聚正成为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将为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带来新动能和新引领。文章利用2014—2018年OEC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我国投入产出数据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城市群虚拟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1）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可促进城市群制造业技术创新快速发展。相比于单一的传统集聚，虚拟集聚与传统集聚叠加效应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2）从地理区位上看，相比东部城市群，中西部城市群虚拟集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加凸显；从产权性质上看，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行为对虚拟集聚效应更为敏感；从产业类型上看，虚拟集聚对一般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先进制造业。（3）当城市群整体虚拟集聚水平提升时，中心城市制造业技术创新受益更加明显；相较于城市群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在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应加快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城...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选择。文章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2)研发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3)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仅在中部地区显著,东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继续推动数字经济深入发展,鼓励研发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具体建议。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为研究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选取全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2013—2022年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区域异质性,并验证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间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何以提升农业经济韧性：效应和机制

数字经济正驱动以往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给农业经济系统带来新的挑战。利用2010—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节能力以及转型与创新能力三个维度测度农业经济韧性指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具有积极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地提升农业经济韧性的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经济韧性的重要渠道。此外,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经济韧性具有异质性,表现为数字经济在非粮食主产区、适应与调节以及转型与创新阶段正向影响效应更加突出。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理论机制、典型模式与中国策略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之一。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平台化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新产业、新效率、新平台,实体经济通过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海量的数据资源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新需求、新场景、新支撑,二者融合有利于增强创新发展动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全球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进程中仍面临着诸多困境。政府需要发挥举国体制制度优势,全力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监管体系等。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理论框架

数字经济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来看，经济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四环节”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并且紧密联系、循环畅通。数字经济为“四环节”赋能增效：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数字经济的普惠性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数字经济为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新动能；数字消费助力全面促进消费和加快消费提质升级。从“四环节”出发，数字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和优势，拓展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空间。     

中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熵权-TOPSIS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莫兰指数对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的时空分异情况进行分析，并通过Tobit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存在明显区域差异，融合水平最高的是广东和北京，融合水平最低的是宁夏和青海；融合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在波动中上升，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是融合水平时空分异的重要来源；我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依赖性；融合水平的正向影响因素有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等。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促进我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影响着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了长三角各个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对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效应评估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长三角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省份、不同产业的这种负向影响具有异质性，劳动力越丰富的地区和产业，抑制效应越明显；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抑制效应是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效应和就业削减效应两大路径实现的；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边际抑制作用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而不断降低。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

通过构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存在非线性作用,呈现倒“U”形;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实体经济存在非线性作用,呈现“U”形,而居民消费水平正向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通过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中,创新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优化升级的影响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积极推进服务业优化升级,对于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服务业优化升级;技术创新在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并且市场化水平正向调节了影响机制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就业质量

数字经济时代就业质量的提升对稳就业的实现至关重要。利用2011—2020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实证检验产业升级与数字经济和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就业质量。同时,产业升级在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质量提升方面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即数字经济能通过产业升级路径来提升就业质量。因此,为了提高国家当前就业质量,需要推动产业升级,加大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数字服务贸易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数字技术加速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服务贸易打破了传统贸易时空上的限制，有助于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高，不同类型的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程度也有差异；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服务贸易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去加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当助推现代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