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选取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10个指标,从剥夺得分的角度对1991-2011年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动态分析,并对多维贫困进行了4种分类和测算,考察了这4类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的多维贫困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变化.具体来说,第一,多维视角下中国的减贫效果好于单一收入指标下的减贫效果;第二,城乡多维贫困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农村对贫困的贡献在2000-2011年有所下降;第三,早期多维贫困人口中极端贫困比重超过60％,但后期该比重降至不到30％.     

以多维度贫困测度法落实精准扶贫识别与施策——对贵州省50个贫困县的考察

在精准扶贫的新阶段,以单一指标衡量贫困的方式已不合时宜,采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贵州省50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生产、财政金融、居民收入、生活与健康及教育5个主维度、16项指标出发,对其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考察各维度贫困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分析该地区在2006~2013年多维贫困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已有的贫困县标准未能准确反映各县的真实贫困程度,可能导致对贫困县的判定出现误差;而多维度贫困测度法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精确瞄准致贫原因。2006~2013年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虽有缓和,但改善程度有限,甚至个别维度贫困状况呈上升态势。可见,适应精准扶贫要求,应推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广泛应用,并基于此构建"普惠——精准"的均衡脱贫攻坚政策,实现精准扶贫绩效的多维度评价。     

中国城市贫困空间分异与反贫困政策体系研究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渐严重,贫困人口行业固化、区位固化和群体固化逐步形成。由于中国各城市发展水平不同步,城市贫困状况和人口构成呈现出地域、行业、城市等级的空间差异。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业再就业和失业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救助制度为主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城市反贫困政策体系逐步形成。为遏制城市贫困日益恶化,有效破除城市贫困固化态势,应在现有的城市反贫困政策基础上,构建统一的城市反贫困政策体系,多元化社会救助制度,重构贫困人口聚集区地域格局,提升贫困主体反贫困能力。     

生命周期视角下收入主导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成因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扶贫政策的目标构建了“收入主导型”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标，并对成人和儿童设置了差异化的多维贫困识别标准，以此为基础运用CFPS数据度量了我国多维贫困的程度，最后进一步探究多维贫困产生的原因。有74%的儿童存在至少一个维度上的贫困。儿童的多维贫困程度比成人严重，儿童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率都在20%左右，亟须从生命周期视角下构建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对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因素、家庭负债情况等因素影响显著，折射出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基于市场参与维度的农户多维贫困测量研究——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在农村扶贫攻坚任务趋紧形势下,市场化反贫困被认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手段。为探究市场化反贫困思路是否符合实践需要,基于广西和陕西两省(区)连片特困地区419份农户调查数据,应用拓展的AF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1)多维贫困问题在连片特困地区广泛存在,且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不同维度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各维度按MPI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参与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基础设施贫困。(2)市场参与维度各环节贫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产后环节、产中环节、产前环节。因此,要深入推进市场化减贫战略,通过促进农户稳定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加强收入及教育常规扶贫手段等推进反贫困工作。     

收入导向型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基于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分析

基于2015—2016年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数据,对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江苏农村低收入家庭存在较为突出的非收入维度贫困,其中健康维度贫困最为突出,饮用水和生活用电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较为显著,且分析时段内多维贫困程度略有提升,总体上苏南地区非收入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苏北地区较为严重;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主要来源于健康、炊事燃料、教育和卫生设施4个维度,其中健康维度的贡献度最大,炊事燃料的贡献度次之,教育和卫生设施的贡献度大体相当;收入脱贫农村家庭的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程度相对较低是部分家庭2016年实现收入维度脱贫的主要成因。     

贫困测度方法与反贫困目标瞄准——以F_α系列贫困指数为例

政府在对贫困人口实施收入救助时,通常以追求目标群体贫困最小化为出发点.同时,政府常借助于贫困指数来评估贫困和反贫困政策效果.对收入相异的贫困人口而言,实际能否得到救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评估方法和约束条件.基于此,探讨了在不同约束条件下,贫困测度方法与反贫困目标瞄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看,我国应采用Fα(0＜α＜1)指数作为贫困评估方法,以实现Type-pr类反贫困政策.     

多维度视角下贫困问题的再探析

在多维度视角下,从收入分配、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和教育制度四个方面详细分析贫困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减少贫困的措施,建议政策制定者在我国当前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财富较快增长时期,采取措施缩小贫富悬殊和减少贫困,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农村贫困特征及区域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经过近30年的农村扶贫开发,我国农村贫困治理成就斐然,农村贫困问题得到很大缓解,解决了大量的生存贫困。到2006年,全国农村生存贫困人口减少到23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3％。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农村贫困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村扶贫工作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了解现阶段的农村贫困特征对于深刻了解农村贫困问题和制订相应的反贫困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

本文基于多维贫困家庭对教育和健康需求收入弹性的视角,探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家庭减贫的效应。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测算教育、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并构建两阶段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贫困状态家庭的减贫效应显著,且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长期收入贫困家庭状态的效应比长期多维贫困家庭更显著;引入农村家庭对教育与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后,财政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既要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力度,也要重视政策受益者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减贫政策的精准性,构建继续巩固与拓展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城镇贫困与综合性反贫困政策框架

９０年代以后,中国的城镇贫困率呈现上升趋势,近期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人均ＧＤＰ的增长;财政体系的不平等分配效应;住房市场改革所产生的不平等效应。因此,中国２１世纪的反贫困战略应当进行重新调整,除了收入贫困之外,应当更加关注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问题;同时,其反贫困政策应当是一个包括就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在内的一揽子宏观政策体系。     

贫困地区的定位与反贫困战略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贫困现象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是世界所面临的人类生存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和资源问题,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主导型的农村扶贫开发战略也在大力促进贫困人口的脱贫进度。长期以来,政府对于农村反贫困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政策和各种资金流向贫困地区,对边疆地区明确贫困的功能定位,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和调整反贫困战略,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缓解直至最终消除农村贫困、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农村居民贫困测度研究——基于山西的调查分析

运用Atkinson（1987）单维贫困测量与Alkire和Foster（2008）多维贫困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农村居民贫困情况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从单维视角看,山西农村贫困主要体现在饮用水、消费、收入三个方面,全省三个主要贫困区存在差异;从多维视角来看,山西省农村居民存在多维贫困现象,考虑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严重。东部太行山区与北部高寒冷凉区的饮用水问题也比较严重,北部高寒冷凉区相比其他两个地区其教育问题较为突出,北部高寒冷凉区与西部吕梁山区的住房问题也需要关注。因此,山西今后要从多维度识别和瞄准贫困,针对地区贫困特点予以扶持。     

生态移民政策的影响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为了消减贫困,实施了种种反贫困政策。虽然这些反贫困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果,但目前我国仍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并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恶劣的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这种分布特征,加大了反贫困政策的实施难度。一直以来,反贫困政策的目标都是单独的一个目标,即减少贫困人口,改善贫困人口的条件。2000年,国家为了消减贫困,也为了改善环境,开始实施生态移民政策,这标志着反贫困政策的巨大转变,即从单独实施反贫困政策转变为把反贫困政策和环境政策结合为一体,同时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文章依据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生态移民政策对移民和环境的影响,探究生态移民政策在实施过程的所存在的问题。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2010年的农村住户连续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消费、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资产5个维度测算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并按多维贫困持续年度将贫困动态性划分为从不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多维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没有农村家庭处于极端多维贫困;影响农村家庭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家庭经营类型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区,此外,农村家庭慢性贫困还受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所在村地貌和是否为老区村的影响。因此,在扶贫实践中,应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贫困动态识别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克服地理条件对农村家庭发展的约束。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

本文采用CHNS2000-2009年的个人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估计中国9省的劳动者在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对比分析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状况。引入市场化指数这一制度变量解释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变化。研究发现市场化是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改善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多维贫困内部各维度的变化,利用Heckman两步法分别估计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对收入回报的截面变动趋势,并采用个体面板数据估计、比较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十年间的总体教育回报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较全国水平和城市劳动者均严重。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贫困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尤其是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更高且呈现上升趋势。农民工的教育回报低于城市劳动者,近年来两个群体之间教育回报的差距呈拉大趋势。在教育回报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教育的投入。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教育投入动力不足将不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容易回到多维贫困,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贫困范式的演变及其理论和政策意义

贫困范式可以分为四类：收入贫困范式认为贫困是一种生活状态，在该状态下，个人或家庭领先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能力贫困范式声称，贫困的真正含义是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脆弱性范式强调穷人易于暴露在冲击、压力和风险之下，以及缺乏相应的防御能力。社会排斥范式则认为社会排斥能导致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的失败，因而构成了贫困的重要方面。贫困范式的发展为反贫困政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我国农村反贫困研究中贫困概念的界定和测度

贫困概念的准确界定和测度对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农业技术落后、人力资本单一和制度变迁使得部分农民陷于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对贫困人口不仅仅要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扶持,更要在改造传统农业、增加农民农业收入作为反贫困的主要工作内容的同时,对贫困人口实施专门的社会、政治、科教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我国农村反贫困研究中贫困概念的界定和测度

贫困概念的准确界定和测度对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农业技术落后、人力资本单一和制度变迁使得部分农民陷于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对赞困人口不仅仅要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扶持,更要在改造传统农业、增加农民农业收入作为反贫困的主要工作内客的同时,对贫困人口实施专门的社会、政治、科教等方面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