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对高管报酬的调节效应分析——基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董事会监督的视角

文章以2006年深、沪两市的235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大股东控制、董事会监督对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绩效与高管报酬正相关,董事会监督的调节作用会强化二者正相关关系,但大股东控制的调节作用会扭曲二者的正相关关系。结论表明,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报酬决定中存在"赎买效应"和"任职激励效应",加强对大股东控制的监管,推进董事会独立性的建设,对于提升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薪酬粘性的公司治理因素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1年的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公司治理变量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职分离、薪酬委员会的设置、董事会独立性均对高管薪酬粘性影响不大,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与高管薪酬粘性显著负相关,意味着股权集中度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扩大、董事会规模扩张都有利于抑制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     

公司所有权、管理控制权与高管报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本文对公司所有权、管理控制权与高管报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公司所有权性质、前三大股东所有权集中度与高管报酬显著负相关,外资股、两职合一与高管报酬显著正相关。但是,在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以及内部董事比例对高管报酬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     

高管人员报酬与企业规模变动关系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规模与高管人员报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如果企业业绩变动、企业初始规模等变量保持不变,则最高管理人员报酬与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高管人员团队规模变动不改变这种正相关关系;内部人控制程度越严重,企业规模变动对高管人员的报酬影响越大。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存在借用扩大企业规模名义来以获取更高报酬的情况。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经理人薪酬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公司所有权结构和董事会构成及其他影响薪酬决定的诸多因素方面提出了假设。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的高低与公司业绩和公司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越低，高管薪酬水平越高；独立董事和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不显著。     

高管人员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从沪市公布的2003年度年报的679家上市公司中，随机抽取220家数据齐全的公司作为样本。对其高管人员的报酬进行分行业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与高管人员的年度报酬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与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不存在相关性和“区间效应”。     

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过高问题的探讨

我国上市公司过高的高管薪酬对社会公平诉求、上市公司以及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等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只有不断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改革与优化,建立有效而规范的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来规范经理人行为,才能使上市公司的高管报酬向合理化回归。     

中部地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高管报酬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安徽省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影响高管报酬的股权结构因素进行考察,探求股权结构因素对高管报酬的解释程度。研究结果发现高管报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法人股比例与高管报酬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也严重影响高管报酬。     

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金融化:"生搬硬套"还是"灵活处置"

基于2011-2017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将"助长"高管自利行为,国际化董事会不但展现出对金融化的抑制效应,而且能够弱化企业金融化与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国际化董事会对非房地产金融化表现出更强的遏制倾向,法制环境的改善和国有产权属性均有助于强化国际化董事会对金融化行为的约束效力.作用机制检验后发现,国际化董事会治理功效的发挥可能镶嵌了对高管投机逐利动机的担忧.研究结论表明,上市企业对金融化的"生搬硬套"一定程度上蕴涵了落入高管寻租"陷阱"的潜在可能,而国际化董事会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灵活处置"或许是平滑高管机会主义风险的"一剂良方".     

公司治理对我国上市公司退市的影响研究

按照同时期、同行业和规模相近的原则配对出我国主板市场1999—2019年的89家退市公司和89家健康公司,以这些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Logistic回归方法研究公司治理对我国上市公司退市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会人数和高管人数对上市公司退市具有显著的影响,而董事会持股比例、两职合一状况、高管持股比例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退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影响。     

中国公益基金会的法人治理结构及其体制创新

基金会良好的治理结构是推进组织能力和公信力建设的关键。对于基金会而言,因为同样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所以也同样有自身特点的法人治理结构。基金会的法人治理结构主要包括理事会、监事会、执行机构及其各自的职责和相互关系。在法人治理结构中,厘清所有权、控制权、监督权、管理权"四权"边界及重心所在,明确各自的权利,是实现基金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通过建立均衡有效的决策机制,提高监事会的法律地位,引入共同治理机制,消解"内部人控制"等,建立起利益相关者、理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权力平衡和问责机制,使基金会走向良好的治理。     

管理层权力、盈余管理与薪酬操纵

基于名义薪酬业绩敏感度与真实薪酬业绩敏感,本文分析了管理层权力通过盈余管理进行薪酬操纵的方式。研究发现：薪酬操纵行为表现出时机选择特征,在盈利业绩下的薪酬操纵显著存在,而亏损业绩下的薪酬操纵并不显著。具体表现为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真实业绩敏感度越低,薪酬与名义盈利业绩敏感度越高,与名义亏损业绩敏感度负向关系越不显著。研究还发现：民营控股、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显著抑制管理层薪酬操纵。     

公司高管人员更换的影响因素——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深沪两市1084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变更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人数、领导结构、企业业绩、融资结构、资产规模、控股股东终极所有者的类型、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以及股权集中度都是影响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变更的重要因素,但管理层持股比例不能显著地解释高管人员的变更。     

公司治理机制与高管薪酬决定研究最新进展综述

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数据环境,有关高管薪酬的研究在近十几年来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由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限薪"浪潮,更是加深了公众时如何从公司治理层面强化企业高管薪酬治理的关注程度.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外关于公司治理机制与高管薪酬决定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时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管理视角的内部控制文献综述与启示

现有对内部控制的研究更多是从会计和审计角度对资产安全性和会计流程的合规性等问题研究的，而少有从组织管理和人的行为角度进行研究；现有文献较多对COSO中“控制环境”和“信息交流”两种因素进行研究，而对于COSO其他三因素的研究还不多见；国外内部控制的研究以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的特征，CEO高管团队特征与内部控制之间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居多，而国内学者运用相关理论来分析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规范研究比较普遍。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特征与经营绩效实证分析

我国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规模主要集中在3人制上.由于独立董事在国内所处的弱势地位,独立董事规模大小几乎不能影响公司的发展态势和绩效;独立董事比例、年度报酬与公司的经营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正是经理阶层处于高层管理人员的强势地位使得独立董事处于弱势,而这种弱势因股东结构向非流通股股东的集中及董事会和监事会强调经营事务而难以出现改善的迹象.     

过度激励与企业业绩——基于边际递减效应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研究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实证研究中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