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家庭税收优惠政策实践与启示

家庭福利政策作为OECD国家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稳定家庭功能、提高家庭福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税收优惠是国外家庭福利供给的主要手段,美国近一半的家庭福利、日本近40％的家庭福利来自税收优惠。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形势下,我国传统家庭功能正在经受严重冲击,家庭互助、家庭照料、社会融合等婚姻家庭新问题不断凸显。通过系统地梳理近20个OECD国家的家庭税收优惠措施,建议在我国工薪所得税中率先探索家庭税收优惠政策,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新农保"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2年的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会使60岁以上家庭减少金融资产的配置数量,16～60岁家庭则会降低固定资产配置总量。此外"新农保"对不同收入层次家庭资产选择造成了不同影响,在16～60岁家庭内,高收入家庭参加"新农保"后减少了自身固定资产配置数量,但是这种影响在中低收入组并不存在,而在60岁以上家庭中,高收入家庭参保减少了其金融资产配置数量,而在中低收入家庭参保的影响并不明显。     

人口结构、房产拥有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显露,房地产业风险上升,家庭面临的金融风险也愈发受到关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概率统计方法测度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家庭房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老年抚养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上升则会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家庭和城乡家庭间存在异质性。第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能够减少家庭房产负债,提高家庭房产价值,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提高会增加房产负债和房产价值。第三,房产负债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产价值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从维持房价稳定、降低养育成本、完善养老金融体系等几个方面减轻家庭债务负担,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试述农村家庭保障的历史变迁及其道路选择

农村家庭保障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由完全家庭保障、部分家庭保障逐步过渡到现在的家庭保障的转型期。在农村家庭保障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正确的道路选择是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同时,建立适度的家庭保障,共同为保障农民的生活保驾护航。     

从拔根到扎根:家庭抗逆力视角下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及其干预

家庭抗逆力是抗逆力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研究视角。运用家庭抗逆力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失去独生子女使得失独家庭的家庭结构处于"拔根"状态,而在"拔根"状态下失独家庭的家庭信念、家庭沟通和家庭组织方式等都发生重大转变,从而导致失独家庭在养老过程中的家庭抗逆力难以实现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应确立优势视角的理念,以家庭内部、家庭外部协同推进的方法,构建系统的保护性因素支持机制,以社会建设的高度实现失独家庭重新"扎根"。     

信任视角下的家庭借贷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信任能够提高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降低家庭使用非正规信贷的概率。进一步地,信贷可得性的差异带来家庭负债结构的变化,信任能够提升家庭正规信贷占比,降低非正规信贷占比。信任提升家庭资金借出概率,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单调递增的,而是存在适度信任现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户主文化程度低的家庭和农村地区家庭,信任对借出的影响更大。因此,本文的结果表明,信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融资的困难。     

完善家庭农场金融支持

2015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家庭农场发展。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金融支持家庭农场方面已进行了一些实践,取得了一定实效,但也存在着诸多困难。金融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难点家庭农场界定难。在家庭农场的认定过程中,认定标准不明确。地方政府涉及家庭农场登记注册的机构包括工商、农业、民政、国土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对于家庭农场的界定都有各自的考虑,难以形成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基于2012-2016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匹配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决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的创业意愿,而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信息约束和金融知识约束来实现。同时,相对于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和农村中的高教育水平家庭,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城市中的低教育水平家庭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从家庭人口再生产职能的弱化看现代社会保障的发展

在农业社会中,家庭具有生产、生育、教育和消费的职能。其中,家庭的生产职能就是家庭进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职能,而家庭的生育、教育和消费职能就是家庭进行人口再生产的职能。不过家庭的职能在工业社会中出现弱化的趋势,社会保障制度正是由于家庭进行人口再生产职能的弱化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它面临的改革与调整也应该以更好的保证现代社会人口再生产顺利进行为方向。     

流动性约束、互联网金融与中国家庭消费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显著降低家庭消费水平;当家庭拥有互联网金融时,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降低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减缓;更换不同的互联网金融定义口径,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东部地区家庭、高收入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更大。研究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很大,但是互联网金融能够显著缓解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因此,普及第三方支付在内的互联网金融工具,发展互联网金融可以成为未来缓解我国家庭流动性约束、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     

金融素养、家庭杠杆率与家庭消费

本文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中的极大似然法,构建了金融素养综合指数,以此来全面反映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素养、家庭杠杆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素养的提升不仅可以增加家庭消费总支出,还可以带动家庭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并且,与城镇家庭相比,金融素养的提升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通过家庭债务杠杆率途径,促进家庭消费支出增长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负债行为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负债行为及负债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基本养老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负债的可能性以及负债程度,这一结果在更换模型和考虑遗漏变量后依然稳健;第二,职工养老保险和家庭负债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仅显著影响家庭负债程度;第三,消费在基本养老保险影响家庭负债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基本养老保险通过影响消费进而影响家庭负债;第四,养老保险对家庭负债的行为在城乡之间、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差异。     

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分析

防范化解家庭经济风险对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现实意义。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微观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保险参与在其中所起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收入波动显著提高了家庭经济脆弱性,且这种影响在经济脆弱程度更高的家庭中更加明显。而保险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减轻收入波动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乡村地区或低资产水平的家庭中,收入波动使其陷入经济风险的概率更高,这会导致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更易返贫。研究结论为促进居民家庭的保险参与、提高居民家庭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提供了参考。     

低收入家庭现金转移支付的消费刺激作用——来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本文考察对低保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的刺激作用。估计结果显示,对低保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显著促进了家庭总消费。人均低保补助每增加1%,人均家庭总支出提高了0.159%。现金转移支付的消费刺激作用主要体现在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上。对于消费性支出,对低保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仅仅增加了低保家庭的食物支出,衣物、家用电器、教育、娱乐等支出并没有增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低保家庭的消费刺激作用在农村地区体现的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低保家庭仅增加了食物支出的原因是由于低收入家庭的高储蓄倾向、社区居民监督以及福利依赖效应。低保家庭获得的现金转移支付每增加1%,家庭储蓄率增加0.350%。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低保制度、提高低收入居民福利具有借鉴意义。     

金融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实践与思考——源于湖北家庭农场样本

发展包容性金融,支持家庭农场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调查家庭农场的金融需求和金融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现实障碍,并提出改善家庭农场金融服务的政策建议。     

基于家庭金融性资产与借贷规模的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居民金融类资产快速增长及家庭财富构成发生巨大变化,笔者将家庭金融性资产、家庭房产价值、家庭借出款与家庭负债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到收入代际传递模型中,进而阐述了这四类家庭变量对我国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子代的特性(性别、年龄、学历背景、政治身份)之后,家庭金融性资产、家庭房产价值与家庭借出款仍对子代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较高的家庭金融性资产、家庭房产价值与家庭借出款往往能使子代获得较高的收入。然而,家庭负债的代际弹性值未能通过稳健性检验,这表明家庭负债并不是子代收入的显著影响因素。此外,子代的特性,特别是学历背景与政治身份也能对子代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会保障对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福建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西南财经大学于2015年开展的第三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福建省数据,实证分析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与家庭持有社会保障状况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保险持有种类与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量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家庭持有社会保险种类每增加一种,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量平均增加约1.5万元;社会保障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中较为显著,而在农村家庭中并不显著;其他相关变量中,风险态度和资产总量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仍有显著影响。     

浅谈我国法定家庭共有财产存在的理由及范围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共有财产已不是家庭财产关系的主要形式,但法定家庭共有财产制度在我国仍有存在的必要。法定家庭共有财产的共有人应是全体家庭成员,在家庭成员的界定上以经济是否独立为标准。法定家庭共有财产的范围主要是家庭的存在必不可少的生活和生产资料。     

住房财富对中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住房已经成为中国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可通过财富效应促进家庭消费,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房奴效应”降低家庭消费。因此,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检验了住房财富影响家庭消费的可能渠道。研究发现,住房财富对城镇家庭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并显著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住房资产具有财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财富能够缓解流动性约束,从而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对不同类型的消费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不同地区和拥有住房数量的差别均会对住房财富产生不同影响。根据本文研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发挥既有住房财富对平滑家庭消费的积极作用,促进家庭消费增长,改善家庭消费结构,进一步推进家庭消费升级。     

后代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中后代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家庭资产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发现后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且数量越多影响程度越大。而后代性别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男孩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概率和配置比重,女孩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均不会产生影响,且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东部地区和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进一步验证了后代性别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渠道:有男孩的家庭因结婚买房带来的财务压力,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