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中心或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对TFP的影响

本文运用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对微观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并确定出这种影响下中心城市的门槛规模。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微观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中心城市规模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中心城市规模低于门槛值时，强调要素集聚的单中心结构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中心城市规模超过门槛值以后，适度疏解并及时形成多中心化结构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1982—2010年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利用1982年以来的广州市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广州市老八区的人口空间分布演化,认为广州市人口郊区化趋势明显,形成了制造业和房地产大规模开发的带动下的人口快速增长的扇形区域。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带,空间集聚特征高。人口分布多中心结构基本形成,次中心的人口空间集聚能力增强,次中心的形成得益于外来人口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区交通便利的城中村大规模集聚,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反映了制度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研究可为城市旧城更新改造、职住空间平衡与城市通勤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提供参考。     

西安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及路径——鉴于典型国际科创中心城市的经验启示

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塑造全球竞争格局的决定性动因.作为中国西部经济重镇和丝绸之路起点城市,西安承担着助力中国占领全球科技创新高地、以科技创新打破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力促区域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任务.基于此,本文在界定国际科创中心城市内涵的基础上,梳理并总结国际典型科创中心城市建设的经验,通过综合评价西安在产业基础、科技资源、科技金融及环境制度方面的发展优势,提出西安应以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聚焦服务创新、创新辐射、资源优化、创新交流等四大战略功能,采取"政府推动+市场拉动+产业驱动+金融服务+开放互动"的创新协同发展路径,同时在发展阶段辅之以政策、市场和制度等方面配套改革,最终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城市.     

福建省城市规模结构之研究——基于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的23个县级以上的城市人口、用地和经济规模的结构分布进行研究.通过首位度、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分析发现,福建城市规模并不服从首位度分布,城市人口、用地及经济规模并不完全符合位序-规模的理想分布状态.城市体系分布主要呈现两个特点:福建城市规模体系以双中心城市为核心,小城市数量众多且发育不够;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闽东南沿海城市与闽西北山区城市规模差距大.最后提出了福建城市发展应增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扩大人口规模,以都市圈为主要形态带动整个省域经济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经济联系视角

采用多种定量分析方法，深入剖析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节点城市的发展状况、经济联系、空间格局及存在问题。研究发现，从城市综合职能中心看，沿线节点城市群存在“金字塔结构”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单核心多层级空间分布格局”，但各级综合职能中心的辐射带动能力需提升；从城市的综合发展质量看，沿线节点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从经济联系强度看，沿线节点城市之间呈现较强的极化现象，且总体上经济联系强度低；从空间格局看，沿线节点城市形成几个区块特征，但地理邻近的优势未充分发挥，区块之间的经济联系松散，互动效应不显著。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国外资本流入与空间集聚:基于经济自由程度差异的分析

本文将FDI和城市人口空间集聚问题相联系,将FDI对城市人口集聚的影响落实到传导机制的研究中来,着重探讨FDI对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的促进作用,以及这一传导机制与不同国家经济自由程度的关系.我们使用1980-2011年139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这种传导机制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且这种显著性受制于各国的经济自由程度.这对于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结构、改善城市发展环境、提高城市发展潜力及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酒店业效率的空间特征及优化对策

通过运用DEA模型,对中国城市尺度酒店业效率的空间特征以及优化对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中国城市酒店业综合效率总体处于一般水平,纯技术效率最优的城市多于综合效率最优和规模效率最优的城市,并且还揭示了纯技术效率是造成综合效率处于一般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②从区域特征来看,中国城市酒店业综合效率呈现出"东部高于东北,东北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的空间格局,从分类特征来看,高效率类型、低效率类型和中间两种类型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空间分布格局。③中国城市酒店业投入产出指标普遍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现象,并指出可以通过大力引进新的技术,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调整要素投入结构和规模,提高要素的转化效率和推进资产重组等措施来综合提升中国城市酒店业的效率。     

多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与政府政策的影响

用主流经济学的工具研究空间经济问题有两个难点,即对规模经济和不同地区不同生产、消费和价格体系难以模型化.本文的贡献之一是通过界定合成实物资本和产量的真实货币价值两个概念,赋予了柯-道生产函数新的内涵,使其可以直接比较厂商和工人在不同地区的收益,而不必考虑价格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内生演变及政府政策的影响,发现对中心城市的倾斜性投资政策阻碍了大城市向多中心城市的转变.     

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能力的研究

首先在新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下,通过空间区位分析,对我国各城市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能力进行合理评价,研究认为应优先发展金融服务业集聚区域的中心城市;随后结合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可判别各地区金融服务业集聚类型及规模,进而对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各城市进行战略选择;最后提出要提升各地区构建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能力,推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黑龙江省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研究

通过对比传统方法与"空间关联度—腹地"法,结合黑龙江省城市空间分布情况,以2006、2010和2015年为时间节点,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界定黑龙江省地方中心城市,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研究表明:传统方法界定出的黑龙江省地方中心城市多集中在西南和东部地区,北部地区缺少地方中心城市。而"空间关联度—腹地"法充分考虑了地方中心城市空间分布的均衡性,更适合黑龙江省中心城市的界定。最后选出黑龙江省地方中心城市为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黑河、绥芬河和北安。通过比较各市(县)的综合实力排名,得出以上黑龙江省八个地方中心城市中,黑河和北安的综合实力相对较弱。虽然八个地方中心城市在其腹地内综合实力最强,但除了哈尔滨、大庆和齐齐哈尔以外,其他地方中心城市在其腹地内的核心地位不突出。从整体来看,黑龙江省地方中心城市腹地内,城市类型多,存在的问题复杂多样,因此发展战略要因地制宜。黑龙江省地方中心城市应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城市的服务职能,促进黑龙江省各市(县)的可持续发展。     

山地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特征:从沿河谷扩展到多中心组团式扩散

受自然要素的限制及人为因素的引导,山地城市的发展普遍采取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布局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多中心组团式”模式.以重庆这一典型的山地城市为例,在ENVI、ArcGIS和SPSS等软件的支持下,基于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获取土地利用变化信息,进行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揭示重庆市1988-2001年、2001-2010年的城市空间扩展过程,并结合自然、经济、制度因素分析了其驱动力.研究表明,1988-2001年城市扩展主要以渝中区为核心,沿长江和嘉陵江两岸、交通线与河谷低平地带呈条带状扩展;2001-2010年则主要表现为外围组团的增长,形成多中心、组团式格局.重庆典型的山城、江城景观是多中心组团式格局形成的自然基础,而人口增长、新区开发、城市规划、交通导向等因素是加速这一格局形成的人为因素.     

区域城市旅游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效应分析——以长三角为例

基于2004-2010年长三角25座旅游联盟城市旅游业投入产出数据,采用修正DEA模型测算了城市旅游效率,并运用ESDA-GIS和空间计量模型对旅游效率的空间特征与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旅游总效率呈现提升态势,源于规模效率的不断增强;②总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性,总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热点区呈现以上海为中心的圈层空间结构,冷点区向赣北、皖南集聚.规模效率的热点区位于赣北、皖南地区,冷点区集中在上海周围;③城市旅游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固定资产和劳动力投入是旅游效率的主要正向影响因子.通过深化区域旅游合作、整合旅游产业链和优化投入要素比例等可有效推动长三 角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     

多中心空间结构促进了城市群协调发展吗?--基于形态与知识多中心视角的再审视

多中心空间结构作为谋求空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和手段,其是否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目前尚有争论。通过分别采用城市人口数据以及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的知识信息流数据来测度八大城市群2000-2016年形态多中心和知识多中心程度变化。其次,利用我国八大城市群143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和考虑双重差分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形态和知识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结论显示:虽然形态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于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作用效果不显著,但知识多中心空间结构却能通过借用规模行为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差异间接实现城市群的协调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就业密度空间分布特征及溢出效应

城市群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就业密度的考察是理解城市群规模与效率的一个重要视角。文章基于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180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其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溢出效应。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整体的就业密度向一线城市集中,廊道扩散特征明显;城市群内部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是以北京强中心为主导的多中心结构;就业密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就业集聚程度有关,就业密度越高的地区,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就业密度低的地区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降低中心城市就业门槛,支持经济的跨地区合作;在不同就业密度地区,实行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功能定位。     

从住房建设透视巨型城市多中心发展——以北京为例

文章通过采集网络开放数据研究住房建设的空间拓展过程,以北京为例,分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阶段及特征,总结住房建设对我国巨型城市空间多中心发展的影响,以及巨型城市空间多中心发展的过程和机制。研究表明,我国巨型城市空间在改革开放后加速扩张,随着住房的建设人口向郊区集中,新的商业中心和就业中心在郊区形成,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经历城市单中心加密、城市中心扩展和卫星城镇萌芽、城市中心功能重构与新城发展、新城转型与多中心发展四个阶段。郊区次中心的形成是城市职能逐渐完备的渐进式发展的产物,郊区居住中心的产业培育和产业功能区的生活空间植入是我国巨型城市次中心发展的主要路径。     

我国城市中心商业街改造建设的系统性思考

本文认为,我国城市中心商业街改造建设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功能定位单一、交通不便、传统文化消逝、陷入“眼球经济”误区、盲目追求商街规模等。在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我国城市中心商业街的规划设计应注重交通规划、空间维度设计、定位与店铺组合、特色营造、景观设计及商业街管理制度及相关政策的完善与创新。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转型非线性影响

为探究环境规制、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其空间资源溢出间关系,从空间溢出视角出发,在2011—2021年的113个资源型地级市数据基础上,构建半参数门限空间杜宾模型(STSDM),探索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及其非对称性空间溢出影响。结果表明：①线性假设下环境规制不利于城市转型绩效提升,但非线性假设下,环境规制在初期有利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提升,具备有“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长期特征,偏导图呈弱“U形”特征;②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在空间资源溢出效应上存在有非对称性;③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处于越高阶段,能够获得城市绩效转型的空间资源溢出红利越少。据此提出要因地适宜设立环境规制政策、建立长效环境保护机制等政策性建议。     

欧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行动

欧盟许多政策都与城市的发展有关。更有效执行欧盟政策必须考虑欧盟城市的发展和所面临的挑战。欧盟1998年制定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政策和行动有利于协调欧盟有关机构和发挥欧盟各项政策的效率,促进和引导城市的综合发展。欧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政策和行动有四个目标以及相应的24项行动建议。1．加强城市经济发展,提高就业在此政策目标下,应通过明确的城市发展计划和加强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以及就业中心的作用,支持多中心和平衡的城市系统以及城市合作;促进多元化、灵活和有竞争力的城市经济,重点特别是人力资源、创…     

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事实与经验阐释

文章在经典模型拓展基础上建立了城市政策分析框架,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统计数据,阐释了我国城市住房、交通、户籍和人口等方面的制度或政策影响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路径模式,并研究了政府外部干预和市场内在驱动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演进的经验事实.研究结论是:(1)1985年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偏向"中心城市"增长、城市首位度偏低等典型特征;(2)受城市行政层级、城市规模控制和户籍制度等政府干预因素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和大、中、小城市的路径选择有别于先发国家城市化实践和城市经济学文献的相关结论;(3)中国城市化"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的传统模式亟须调整,未来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及城市体系优化,需要以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加以磨合推进;而当前城市政府的理念更新、职能转变和"城市化红利"公平分享的落实则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