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教育支出增长——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得益于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流动性约束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缓解。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家庭物质或文化资本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且在金融发展低水平地区作用更明显，这体现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     

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测度：2002—2012

文章使用流动性约束拓展Dynan模型,对中国城镇、农村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多来自中等收入家庭,且不同收入等级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呈正态分布特征;2.当期流动性约束下,农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明显增强,估计结果更合理,而城镇居民储蓄行为不受当期流动性约束影响;3.服务类消费价格普遍上涨带来预期流动性约束对农村、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都有显著影响,造成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测度:2002-2012

文章使用流动性约束拓展Dynan模型,对中国城镇、农村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多来自中等收入家庭,且不同收入等级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呈正态分布特征;2.当期流动性约束下,农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明显增强,估计结果更合理,而城镇居民储蓄行为不受当期流动性约束影响;3.服务类消费价格普遍上涨带来预期流动性约束对农村、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都有显著影响,造成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和异质性

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之间的关系由U型→U型→倒U型转变,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的关系由倒U型→倒U型→U型转变;本科以下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遭受健康冲击会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因此,应加快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医疗、住房、养老和教育保障力度,有效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释放家庭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促进现代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测算了1952—2006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并分析了其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及其原因。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高积累政策、居民的低收入水平与高人口负担决定了居民的储蓄能力有限,稳定的收支预期也使得居民储蓄倾向很低。改革开放后,居民个人储蓄率迅速上升,其原因除了收入增长的普遍作用外,可能是其它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这些因素包括经济转型、人口转型、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消费习惯等。     

男性退休存在“退休-消费之谜”吗——基于家庭生活消费视角的CHFS新证据

利用CHFS 2015—2019年的追踪数据，构建家庭生活消费的分层指标，研究新时期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其一级维度指标物质生存消费和精神发展消费也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同时，男性退休显著增加了家庭食物、衣着、文娱和旅游消费支出，说明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及其一级维度指标的显著影响具有特定经济意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家庭收入/储蓄较高、家庭所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家庭结构表现为丁克家庭时，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长三角区域城市碳排放间的关系仍不明确,发展策略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此,利用2011—2019年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碳排放中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区域城市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降低城市碳排放量,长三角区域高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高于一般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助力绿色技术创新促进长三角区域城市碳减排。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分析

近年来,金融数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金融业态发展成为金融赋能消费,服务内需扩大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实体经济复苏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1-2020年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及居民消费有关数据和回归分析方法,从地区和城乡多视角研究了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且促进效应更多通过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传导,使用深度对居民消费促进效应还需加深;同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全省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促进程度小于城镇居民消费。建议从加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为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保障。     

中国金融发展与居民预防性储蓄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我国居民储蓄消费行为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解释影响我国居民储蓄消费行为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决定居民储蓄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当期的居民收入,利率对居民储蓄有显著的影响;我国居民储蓄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的成分,但并不十分显著,此外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动机,从而导致居民较高的预防性储蓄。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旨在为金融需求者提供一个普惠性的产品服务,促使传统金融转向开放、包容、普惠的“人本主义”经营理念。根据金融深化理论的观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门槛效应、减贫效应、排除效应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201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31个省级区域的泰尔指数,并在此基础上使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会在计量经济模型中出现内生性问题,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到一致可靠的计量结果。     

支出增长预期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分析——兼评预防性储蓄理论的不足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预防性动机是居民储蓄增加的显著原因。但是,国内外的部分实证分析表明,预防性动机的强度并不显著。为此,在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支出增加的预期是导致居民储蓄提高的重要原因。为了促进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应该采取措施抑制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等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应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     

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动员储蓄是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削弱了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这种政策在长期内降低了私人储蓄率,不利于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化能通过利率、收入、资产选择效应等多种机制提高私人储蓄率。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推行金融自由化运动。选取1992-2006年为样本区间,通过对中国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银行自由化对提高私人储蓄率作用是显著的,且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企业金融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投入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该部分中介效应机制主要来源于短期交易型金融资产;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效用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农村地区信贷约束与农业规模经营互为矛盾的现实困境出发,文章进一步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而对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两个层面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规模经营的总量和效率层面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空间关联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之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较为有限;随着农村教育水平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规模经营总量和效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边际递增特征。文章的政策建议是强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构建区域之间交流协作机制,以及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以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程。     

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动员储蓄是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削弱了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这种政策在长期内降低了私人储蓄率,不利于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化能通过利率、收入、资产选择效应等多种机制提高私人储蓄率。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推行金融自由化运动。选取1992—2006年为样本区间,通过对中国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银行自由化对提高私人储蓄率作用是显著的,且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     

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理论和实证分析

碳减排对我国缓解气候问题和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数字普惠金融和能源结构调整能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支撑。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际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进行了维度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抑制我国整体的碳排放,且能源结构能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抑制碳排放,同时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中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能源结构促进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中覆盖深度对于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大,且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尤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