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蓄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原因与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不仅一直居高不下,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本文通过对我国的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部门的储蓄状况分析,得出在我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国政府部门的储蓄比重是不断加大的,而居民的储蓄比重是呈下降的趋势,通过探讨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我国银行高储蓄率现象的经济分析

银行储蓄率居高不下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国银行储蓄率持续走高主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导致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金融市场本身特性,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因素.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银行系统、资本市场三方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应规范居民的储蓄行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储蓄欲望,积极改变观念提高消费水平,大力发展基金培育机构投资者.     

房价增长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使用200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房价增长率与居民整体储蓄率的关系。持续增长的房价可能对个人、家庭储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实证结果显示其对整个社会居民的总体储蓄率影响微弱且不显著。居民的本期储蓄决策会根据上期储蓄情况进行调整,如果上期储蓄率过高（低）,本期会适当降低（提高）储蓄率。此外,居民储蓄率对利率及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较为敏感。     

我国国民储蓄研究:文献综述

中国国民储蓄研究可以总结为合理国民储蓄率的标准问题、国民储蓄的实证研究和国民储蓄的调节与扩大消费对策研究。重点对合理国民储蓄率的标准判断尤其是西方主流理论中的"动态无效"判断方法、高储蓄的原因以及对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的实证研究进行评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国民储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基本思路。     

我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储蓄超常增长,与此同时,其消费率不断下降。过低的储蓄率固然不行,过高的储蓄率也绝非好事。就我国而言,过高的储蓄率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我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储蓄超常增长,与此同时,其消费率不断下降.过低的储蓄率固然不行,过高的储蓄率也绝非好事.就我国而言,过高的储蓄率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再认识——基于修订后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在界定居民储蓄率概念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如何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上海金融业发展的"资本积累"效应研究

选择上海为研究对象,采用Johansen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城市金融业发展和储蓄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海金融业发展"动员"了居民储蓄.而通过对资本形成和居民储蓄的回归分析发现,居民储蓄虽促进了资本形成,但贡献率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投融资体系、商业银行效率、金融业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所致.     

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

本文在选取相关分析指标的基础上,采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将引起居民储蓄率的下降,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家庭对储蓄的偏好较弱。本文发现,独生子女家庭具有“高风险、低储蓄”的特征,抗风险能力十分低下。想要化解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就必须继续放开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为我国长期人口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现行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与依据。     

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中国高储蓄率

论文以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１）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２）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３）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panese worker saving: precautionary behaviour before a social safety net

This paper pools data from independent household surveys of Japanese workers roughly spanning the Taishō period (1912–1926), a time before private-business or government-provided social safety nets. First, we construct estimates of permanent and transitory income and then estimate saving functions consistent with intertemporal optimization. The saving behaviour of Japanese worker households is in turn compared with that of American worker households before World War I, a time when they too lacked access to general social services. The estimated marginal propensities to save out of permanent and transitory incomes were quite similar for Japanese and American worker households, but the Japanese ones saved more at a given level of income.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facing Japanese workers, however, seemed to be no riskier than that facing American workers. We attribute instead this result primarily to the widespread postal savings banks in Japan which increased the convenience and decreased the risk of saving.     

中国最终消费率过低之谜

本文通过对最终消费率的分解,发现导致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的表面原因在于居民消费项目的变化。但是,通过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特点的分析后发现,导致居民消费过低的根本原因,一是居民真实收入不高,居民的储蓄性动机仍然很强,政府对居民的“补贴不足”;二是政府对消费性投资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对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政府都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改善目前的消费状况。实证分析表明,居民真实收入的增加依然是影响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可以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而对消费性产品的投资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的扩大。     

收入分配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述评

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梳理了收入分配对储蓄率影响的文献并进行了评述。首先,本文回顾以往理论文献中关于收入分配对储蓄率影响的不同观点与理论发展;其次,本文总结以往文献中基于微观与宏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再次,本文讨论未来可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前景;最后,本文从分析我国收入分配不均与高储蓄率并存现象的现实入手,揭示收入分配扭曲可能正是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5

本文根据笔者提出的内能增长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5年的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次第渐进式改革使得由人们经济努力的主观意愿组成的经济内能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然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内能水平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关键是要坚持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控制收入增长速度，鼓励人们进行经济努力，并实现社会经济的平等和谐和收入分配公平等。     

中国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经验测度——基于VAR模型的经济计量分析(1978-2007)

文章分析了1978-2007年中国税收收入和国内总产值的变化趋势,运用VAR模型对中国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测度.结论表明:1978-2007年,税收收入占比冲击对GDlP增长率表现为正向影响,冲击后的第4年对GDP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迭到最大值,为0.0948;通过方差分解可以看出,中国税收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贡献份额较小.显然,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是积极的、有效的,税负水平的适度调整不会造成经济的波动.     

社会资本累积与家庭收入分化

已有的理论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累积对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及分布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中国28个省的家庭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从微观家庭的角度考察了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及其对家庭收入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居民家庭社会资本存量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其累积过程中却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家庭居住地的经济环境和政府行为对家庭社会资本的累积无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累积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我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拉大,再在个别年份有所缩小的阶段性变动特征,这与我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是一致的。以历史的视角从我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解读,并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城市偏向"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城乡居民承担改革成本的不平衡性等方面探索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各种制度因素。     

自雇农民工的经济同化强于受雇农民工吗？——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决定因素与高质量经济同化

新时代的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高质量的经济同化是其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的物质基础。利用CLDS2014和CLDS2016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较低、迁移时间较长、社会资本较多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可能性较大；自雇农民工相比受雇农民工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较容易实现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的经济同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大于户籍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由受雇到自雇的职业转换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高质量经济同化看：自雇农民工不但初始收入低于自雇城镇职工，且收入增速相对较慢，与自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扩大，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而受雇农民工的初始收入虽然也低于受雇城镇职工，但收入增速相对较快，与受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经济同化的趋势。自雇农民工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质量不高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等导致其大多从事被动的生存型创业。为此，公共政策应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质量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等，鼓励农民工积极自主地进行机会型创业，并对自雇农民工和受雇农民工实行差别化的市民化促进政策。     

居民收入增长的体制困境与经济分权改革

政府纵向分权体制中的经济增长激励与同级政府体系中的横向财政分权过渡,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体制性因素。在政府的要素支配权过大、经济职能过多的背景下,中央政府难以消除地方政府产业偏好对劳动报酬份额的不利影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政策实施空间受到限制。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破解居民收入增长的体制困境,必须深化政府向市场的经济分权改革,使政府职能回归应有的"公共"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