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率下降的四大因素

面对外需、投资的强势,国内需求一直在持续下降。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日前表示,就数据而言,我国当前的消费率确实比较低,但不能认为不正常。虽然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但消费的绝对量却一直处在不断提高的通道,是拉动中国GDP增长的重要力量。国际经验表明,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但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则趋于稳定。中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同时又要推进城市化,自然对投资有更多依赖。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国属于低收入国家向…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策略与要素收入分配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大幅度降低,而资本份额却不断增加,本文试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对此予以解释。财政分权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导致在争夺外来资本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多地采取对投资者有益的政策,降低了劳动者收入。同时,政府的引资策略加重了资本深化,这也使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多被资本获得,不利于劳动份额提高。     

消费总量下降是投资总量增长的结果吗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投资率高与消费率低并存的现象,消费率偏低是由贫富过于悬殊、社会保障缺位,社会阶层对实际收入的预期心理和消费习俗,勤劳、节俭、低调、小富即安的民族文化心理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不能把消费总量的降低看成是投资总量增加的结果.在不改变投资总量的前提下,也同样可以增加消费总量,从而提高GDP中消费的份额,改变GDP中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比例.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矛盾与资源的有效配置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与速度提升引人瞩目,经济增长的成绩值得肯定,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以高增长高通胀为特征的经济运行,为经济社会带来了新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包括:国家宏观调控对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约束软化与地方政府GDP冲动的矛盾;经济增速高位运行与增长质量低水平徘徊的矛盾;投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的结构失衡性的矛盾;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波动性的矛盾等。这些增长中的诸多矛盾的症结在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导致增长质量不高,资源配置效率过低。今后的经济增长,要更加重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以合理的资源配置,实现增长速度和质量的统一。     

刍议消费率及投资率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通过纵向与横向对比，可以得知，长期以来特别是“十五”期间，我国投资率持续偏高，消费率持续走低。在高投资、低消费下，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从长远来看，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必然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在深入分析目前高投资、低消费发展趋势及形成原因的基础上，得出高投资、低消费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这一初步结论，并提出应采取有效对策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浅析黑龙江省收入分配问题

一、解决分配不公,是推进我省经济快发展的基石 1.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才能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主要是居民用来消费和投资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将导致居民消费率偏低。近年来,我省投资率连年提高,消费率逐年下降。而消费率低表明经济总量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对少,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由于投资率高,而收入水平和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消费不足,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利于我省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1.经济运行从调整型增长向新一轮加速增长周期转折。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呈现“四高两低”的特点,“四高”即高增长、高投资(投资增长率高及高投资率)、高出口和高失业,“两低”即低通胀和低消费(消费增长偏慢及低消费率)。四大动力支撑经济快速增长。(1)在新型工业化带动下,结构调整大力度推进,汽车、电子通信、机电     

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研究——基于扩展的卡尔多增长模型

近年来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中劳动报酬持续下降,Kaldor增长模型给出该问题的一个研究思路.通过对Kaldor增长模型进行扩展,构造包括资本、劳动和政府的三部门模型,可以描述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变迁,及政府的税收政策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作用.根据扩展的Kaldor模型,在投资率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劳动所得税税率,增加资本所得税的税率和降低生产税的税率将有助于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改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     

当前经济增长需要扩大消费需求

近来政府对高投资率采取了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目前消费需求增长赶不上投资的回答，可能会使经济增长形成有效需求不足的硬约束，导致经济增长在时间上和幅度上呈现收敛的态势，文章分析在当前实际经济背景下消费率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重提保持旺盛的消费需求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十一五”期间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对策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目前的情况是,我国过分依靠投资和外贸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同期,我国投资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也持续增加,投资、出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政绩考核、交流效应与经济发展——兼论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本文从政绩考核与官员异地交流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在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的背景下,激励机制的扭曲和考核体制的不完善诱发了地方官员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而不规律的官员交流机制使得地方官员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流寇”特征,其短期化偏好进一步被强化.本文通过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突出的公共服务短缺、资源诅咒陷阱与环境治理不足这三类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印证了前述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消费率太低?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世界经济增长仍然低迷,要求刺激、拉动中国国内消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国消费过低、储蓄过高、经济增长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的确,根据官方统计,消费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8％,这意味着总储蓄率达到了52％!这些储蓄不仅为占GDP 48％的国内投资提供了融资,同时也以资本外流的形式,为占GDP 4％的净出口提供融资.相比之下,在全球范围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80％,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88％,欧盟则刚刚超过80％.中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也大大低于自己20年前60％的水平.按照现在流行的观点,中国人的消费不足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必须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方面来帮助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另—方面也是其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转型期我国重要宏观经济指标结构关系及问题研究——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的实证分析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探讨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要宏观经济指标的结构关系,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实证分析了这些结构指标存在的问题,主要结论如下:总体上我国增加值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率较低,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效益较低;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同时收入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这是我国当前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资本形成率在逐渐增长,伴随着最终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从而造成了我国目前严重的内需不足问题.     

中国地方政府职能:问题、成因及转变

本文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职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发现地方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根源来自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和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在财政分权与行政集权的体制设计下,地方政府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而地方官员由中央或上级任免,承受上级政府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考核压力,这导致地方政府重视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而忽视公共服务提供。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路径及体制保障。     

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本文首次系统地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前沿计算方法,试图回答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这一重要问题。本文首先计算了两个投资率:一是境内投资率;二是国民投资率,即(境内投资+对外投资)/GDP。通过横向的对比,发现无论是境内投资率还是国民投资率,即便考虑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都远高于世界各国。其次,采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模型,利用中国的参数进行校准,并且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逆向积分法模拟中国经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平均境内投资率低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6%,国民投资率4%;2002年后,平均境内投资高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5%,国民投资率12%;1990—2008年实际投资相对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总福利损失约为5.9%,相当于每期损失约3.8%的GDP。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如果适当地降低国民投资率,同时改善投资效率,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并不会大幅下降。     

我国投资消费关系的变动特点及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需总体上保持了较快增长。其中,消费占内需的比重波动下降,投资所占比重则波动上升,总储蓄占GDP的比重稳定上升,投资和消费失衡问题日趋严重。根据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并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我国较好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是：投资率一般不应高于40％,消费率不应低于60％。预计到2020年我国投资率可能降到35％以下,消费率可能上升到60％以上。     

吴敬琏：全面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前几年一直说，中国经济存在着内外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不足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使得我闰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过去30年我国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因为消费需求小足，一直缺乏内在动力。前几年我们是依靠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出口来弥补目内的消费需求不足，维持了比较好的增长。可是到了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趋势。2009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增速又拉起来了，但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基于投资质量视角诠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

中国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的特征不仅与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格格不入,而且与投资理论相悖。本文在提出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和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投资转化率和资本折旧率两个反映投资质量的变量对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水平的影响,从投资质量视角解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分析表明:中国的投资质量低体现在投资决策失误、工程质量差和中间费用高等方面,从而导致较高的资产折旧率和较低的投资转化率;高投资率对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不高,中国资本依然稀缺,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难以进入递减期。解决中国高投资率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投资质量。     

中国出口贸易利益测算与行业差异分析——基于出口收入指数的方法

本文以出口收入指数方法为基础构建出口收入份额指标,计算和分析了2001-2009年期间中国出口的相对贸易利益及其分行业状况。中国在世界平均出口收入指数中的相对份额虽然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但主要是在低技术行业依靠出口规模而获取贸易利益,在高技术行业中国获得的市场份额和贸易利益都很少。面板数据计量检验显示,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出口收入份额与技术投入、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比例呈现较弱的正相关关系,与外资进入以及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呈现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欲摆脱以代工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而赚取低廉代工费的现实处境,须致力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形成以技术为主导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