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现金持有量下企业投资行为分析

在影响企业投资的各种因素中,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文章选取样本企业的应收账款、存货和固定资产等指标,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研究不同现金持有量下企业投资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现金持有量下企业的投资行为具有明显差异;企业投资规模随现金持有量的增加而表现出先上升后略为下降的趋势.     

融资环境、行业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现金持有量研究述评

行业产品市场竞争与融资环境等宏观动态变量可能对引起公司现金持有量变化的风险因素产生根本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是互动的.在宏观动态背景中多变量交互作用下的公司现金持有行为可能具有不同的解释.受产业组织和资本结构理论,以及基于"公司(投资)-金融市场"动态权衡框架下的融资结构与现金流政策研究的启示,本文对行业产品市场竞争、风险管理、融资约束以及融资契约治理等创新视角为公司现金持有决策提供的"间接"证据进行了述评.     

不确定性风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金融市场摩擦的间接渠道视角

现有研究表明,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影响企业投资,但着重分析间接渠道的文献较少。文章以199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股票交易数据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样本,在控制住直接渠道的影响后,实证检验了不确定性风险如何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来显著增加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融资数量;且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降低企业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在异质性企业的对比中,成本效应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效果差异不大;而相对于低杠杆、国有化和大规模的企业,数量效应对高杠杆、民营和小规模等高风险企业的影响效果更大。这说明,成本效应和数量效应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但数量效应更具结构性特征。     

基于不同企业特征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来自浙江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视角,以2010—2012年沪深两市浙江省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企业投资水平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在这过程中不同企业特征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以年日均换手率为替代变量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当企业规模较小、现金持有量较高及资产负债率较低时,企业投资更容易受情绪影响。     

从“流动性陷阱”看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与绩效

文章着手于对"流动性陷阱"的刻画,继而视角转向现金持有水平。结合微观主体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互动关系,主要探讨了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及超额现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论如下:1.我国现金持有水平较高,但没有广泛爆发"流动性陷阱";2.国家控股、股权集中均会造成企业现金持有量增加;在股权集中的企业中,国家控股又会进一步刺激现金持有;3.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均会减少现金持有量;经济不景气时,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使得国有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提高;4.超额现金持有量正向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     

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过量对投资行为及效率的影响分析

文章以1998-2006年连续4年以上有数据的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现金持有过量对公司投资行为及其效率的影响。实证发现：（1）现金持有过量越多,公司的长期投资能力增强。（2）暂时性和持续性过量的公司相比,过量现金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表现存在差异。（3）过量现金持有对公司业绩提升无贡献;过量现金的投资使用效率低下,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现象。     

浅谈现金管理

企业为了达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对筹资、投资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流出的时间和数量应进行全面的系统管理。但是,对于企业的现金持有量,需要保持一个科学的量,但更应重视现金内部控制点的管理及现金流量的管理。     

亚洲企业为何偏爱持有现金

正过去二十年间,在全球大部分的经济体中,家庭储蓄率显著下降造成的影响被企业储蓄率的迅速增加抵消了。即便如此,很少有研究致力于探索企业储蓄率决定因素。这一部分的主题就是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现金是企业储蓄中非常重要也是最具流动性的一部分。现有文献大多都认为,现金仍然是企业有效运营的"王道",且至少对某些企业来说,借债能力并不能提供与现金等同的危机保护作用。因此,我们基于亚洲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重点探讨企业为什么愿意持有现金,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为什么企业愿意持有现金?一个企业如果不面临任何融资约束,当现金流增加时,它不一定提高现金持     

略论商业特许连锁经营的法律调整

确定企业的量佳现金持有量 ,应是一个风险与收益的权衡问题 ,既要确定最大现金短缺量、最大现金持有量和最佳现金转换量 ,又要使现金总成本达到最低。     

现金持有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综述与展望

现金持有决策不仅在公司融资、派现等财务活动中起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与成本代理、公司治理等活动密切相关。文章分别从现金持有动机，影响现金持有量的因素，现金持有量对公司价值和公司业绩三个方面系统地回顾了有关现金持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总结发现，目前的研究在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以及现金持有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方面仍然存有争议。因此，文章提出了值得研究的相关课题。     

现金流量表所反映的财务指标及其分析

现金流量表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现金的流入和流出，表明企业获得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能力。现金流量表是三大会计报表之一，被财务专家、证券分析师誉为企业的“黄金白银”。现金流量表分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三个部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通常可以采用间接法和直接法两种方法反映。在我国，现金流量表也可以按直接法编制，但在现金流量表的补充资料中还要单独按照间接法反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情况。现金流量表的投资活动比通常所指的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范围要广。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现金持有量影响实证分析

基于2002-2006年沪深股市的面板数据,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出发,对公司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表明：管理层所有权、董事会特征与现金持有量显著性不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之间呈非线性关系,从利益一致效应转向利益侵害效应,再转向利益一致效应。     

企业国际化阶段的理论发展评述

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企业对外国市场逐渐提高投入的连续过程，通常经历“不规则的出口活动（直接出口）——通过代理商出口（间接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建立海外生产和制造分支”四个阶段。该理论在某种程度弥补了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的内在缺陷而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化，对当今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由于该理论过分强调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市场知识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企业国际化的其它动因，没有吸收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的合理成份，因而也具有内在缺陷。     

高管薪酬的经济外部性——基于债权人利益保护视角

目前有关高管薪酬的研究,大多是以债务代理成本假说为基础,从而降低债务代理成本,使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是,现有研究对高管薪酬的经济外部性关注度不够.高管薪酬主要分为货币薪酬、高管持股以及债务类薪酬.本文主要对这三种形式的高管薪酬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高管薪酬导致企业现金持有量越多,则其经济外部性越小.因为,企业持有的现金越多,越有可能及时偿还债权人的本金和利息,越能保证债权人的利益.     

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逆全球化态势下，以限制外资为动机的国际投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影响了跨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考察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匹配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OECD《外资限制指数》数据库开展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国际投资保护在总体上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效益，还降低了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②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的不利影响具有异质性，发达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的不利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因国际投资保护遭受的不利影响更大；③国际投资保护会通过削弱海外子公司从东道国技术溢出中获取的收益而产生间接不利影响；④母公司拥有更多海外背景高管和对东道国的文化输出分别是调节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负面影响的微观和宏观因素。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国际投资保护会危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因而应对国际投资保护是实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日本政府间接投资管理方法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投资管理体制独具特色。日本在政府直接管理投资中,既强调发挥中央政府宏观直接控制投资的作用,又注意发挥地方政府、公共团体、企业以及居民协调管理投资的作用;在政宿间接管理投资中,既强调市场经济机制调节的作用,又注意克服非合理竞争对投资的逆影响。日本的投资管理体制促进了日本经济跳跃式发展。因此,它成为欧美等世界众国脶目、仿效的模式。此艾仅就日本政府控制间接臂理投资方法谈点粗浅看法。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金融约束、代理成本假说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众多的研究者将其归结于信贷和资本市场内在的不完全.但是对于存在二元产权结构上市公司体系的转型经济体而言,还需考虑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较为严重的代理成本问题.文章结合宏观层面的分析,从企业异质产权结构导致的预算软约、金融约束差异和代理成本理论的分析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综合解释,并以137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文章发现两类企业在融资约束上存在显著差异,尽管金融约束对投资有着明显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特殊性,经典"投资一现金流敏感度假说"的研究范式缺少上市公司数据的支持.实证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受预算软约束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和金融约束因素共同影响.这对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特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投资惯性是否加速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实物期权模型的分析

自2000年"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指数式的增长。大多数研究都很重视用交易成本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论来研究对外投资决策行为,却忽略了社会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文章从社会因素即投资惯性的角度来研究对外投资的决策行为。基于实物期权投资理论,文章构建了投资惯性推动下的对外投资决策模型,得出了投资惯性会加速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国高技术企业“走出去”对研发效率的影响——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文章采用2010~2014年的企业上市公司数据并结合合成控制法进行实证分析,评估了高技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其研发效率的影响。通过采用合成控制法对多个对照企业进行加权对外直接投资之前的情况进行模拟能够更为客观地评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通过实证发现,高技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增强其研发效率,对外投资的国家发达程度越高,对其研发效率的影响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