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建设用地扩张对耕地及粮食生产的影响

中部地区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其粮食产量的变化对全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中部地区在迎来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农业发展与建设用地扩展矛盾日益严峻的挑战。详细分析了中部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耕地面积变化以及粮食产量变化的时空特征,认为中部地区建设用地扩张需求旺盛、已成为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而耕地减速周期与粮食产量变化周期的基本吻合,预示了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产量减产的导向作用。文章运用指标因素分析法定量测算了耕地面积、复种指数、粮经比例系数、粮食播种面积单产等因素对粮食产量变化的影响,重点剖析了中部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产量变化的数量贡献。     

广东省粮食生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

广东省粮食安全问题比较严峻,耕地面积减少、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是导致粮食数量问题的主要因素。保护耕地数量、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是确保广东省粮食产量的根本。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1978—2008年广东省粮食播种面积、化肥使用量、成灾面积、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化肥使用用量、成灾面积对粮食总产量有显著影响。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下的云南省耕地保护研究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耕地面积变化必然会引起粮食生产波动,从而影响粮食供给安全.从总量看,云南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保持必要的耕地面积是云南省粮食自给和粮食安全的基本条件,降低耕地压力是粮食可持续生产的关键.云南省未来粮食安全战略的宏观对策是在确保耕地数量的前提下,改善耕地质量.     

甘肃省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以甘肃省2007-2019年粮食产量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数据为基础,运用SAS统计软件对甘肃省2007-2019年2个时段、10个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论表明:影响甘肃省粮食产量的首要因素是农林水务投资;粮食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和农村就业人员数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在逐步增强;化肥施用量和农村用电量对粮食产量在2个时段皆保持较高的影响.宏观层面来看,受到甘肃省地理区位及基础建设等的影响,政策因素是影响粮食产量的首要因素,经济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有所上升,自然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最低.因此提出了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增加农林水务投资,加大高素质农民培育力度,持续推广绿色农业等稳定甘肃省粮食产量的建议.     

粮食生产投入与产量关系的协整分析

基于1983~2012年粮食生产投入时间序列数据,构建自向量回归(VAR)模型,运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研究粮食生产投入要素与粮食产量的关系。结果表明:有效灌溉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农业劳动力人口与粮食总产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化肥施用量投入产出效应偏低,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与增加有效灌溉面积是保证粮食总产量的有效途径。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粮食总产量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对粮食总产量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有效灌溉面积、合理的化肥施用量对提高粮食产量具有积极意义;农业劳动力人数、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总产量互不构成格兰杰因果关系,城镇化、科技与政策因素削弱了二者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进一步提出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节粮型畜牧业发展一定有益于粮食安全吗?——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当前,主要基于对粮食安全的考虑提出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模式,但是该政策是否奏效呢?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在节约粮食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结果反而危及粮食安全。因此,只有在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保证粮食产量不下降或基本稳定才能使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对粮食安全产生积极影响。通过选取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比重、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以及其他可能影响粮食安全水平的指标,对该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畜产品需求弹性与粮食安全水平负相关,而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比重提高有利于粮食安全;另外,城镇化水平、农业技术水平、农作物播种面积以及农业基础设施状况等控制变量均通过检验且显著为正。     

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中国粮食生产分析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国家的粮食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本文依据粮食产量现状,选取1983-2014年32年的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了影响粮食产量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借助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OLS等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影响粮食生产的三大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农业化肥施用量、成灾面积,其中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力最大.最后,本文提出了高粮食产量必须依靠技术,严格整治国土,合理施用化肥的建议.     

京津冀地区粮食产量变化及其作物结构分析

基于京津冀地区及所辖的162个县域的粮食产量数据和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数据,综合运用重心迁移模型和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揭示1990—2010年间粮食产量的变化特征及其主导因素。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粮食产量增加了521.09万t,玉米和小麦的增产效应明显。2粮食产量重心与粮食播种面积重心呈现"南进西移"的态势,粮食单产对粮食产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小麦单产的正向效应最显著,玉米次之,大豆和其他作物的单产效应较低;玉米播种面积的正向效应最显著,其他作物播种面积的负向效应明显。玉米播种面积的显著扩大与小麦单产、玉米单产的快速提升是研究期内京津冀地区粮食总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3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播种面积与单产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小麦播种面积和小麦单产的协同增长使冀中南平原区的小麦生产优势凸显;玉米播种面积和玉米单产的显著增长使海河冲积平原区和太行山山前平原区的粮食产量明显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质.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波动.从政策、农民、科技、生产条件等四个方面分析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通过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农业组织创新、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耕地与水资源、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粮食生产科技等措施来提高粮食产量的对策建议.     

粮食涨价引发的思考

2003年10月份以来,中国粮食及大宗农产品价格出现6年来的首次明显上扬。涨价反映出中国粮食产量满足不了国内需求。本文对其中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结合中国今后人口增多对粮食需求量增大、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农户种粮比较效益低种田积极性不高、库存粮食减少、进口粮食补充又有限的背景,从目前和长远角度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并提出了确保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试论完善中国粮食储备调节制度的若干对策

中国现行的粮食储备调节制度存在若干不足,如库存大、成本高、储备体系不健全、调控能力不强等,完善储备粮吞吐 机制,进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两级粮食储备,完善粮食风险基金的运行机制,是实现中国的粮食储备调节制度的调节功能的有 效措施。     

我国粮食生产补偿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运用DEA方法测算2004—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补偿政策的效率。结果显示:我国粮食生产补偿政策的实施对粮食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呈反复波动趋势。根据我国分地区逐步推进粮食生产补偿政策实施的特征,运用双差分模型对我国粮食生产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分析了其对粮食产量增长的政策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提高有正面效应,但其长期效应有待研究。     

安徽省农户粮食生产潜力——基于909名农户的调研数据

利用对粮食主产省之一——安徽省的农户所做调研的数据,假设粮农将所有的闲置耕地全部用来满负荷生产粮食,且粮食单产达到本村庄近五年内的最高产量,测得安徽省户均有45%的增产潜力;若上述假设条件不变,进一步假设安徽省南部的三季生产区只生产两季,则粮食增产潜力变为25%;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再考虑气候对粮食单产的负面影响,则该比例变为11%。安徽省农户的粮食生产潜力之所以较大,是因为粮食的比较效益下降、农业基础设施较差、综合服务组织缺失和粗放式管理存在缺陷。最后提出保护和实现安徽省粮食生产潜力的对策。     

重新审视中国粮食生产条件和结构的变化趋势

中国粮食生产条件变化趋势的有利方面表现在需求压力增大,市场前景看好;激励机制日臻完善,种粮积极性得以恢复;粮食增长的资源潜力尚可挖掘,技术潜力不可低估,不利方面表现在人均耕地递减,后备资源不足;灌溉用水日益短缺,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粮食生产受到的冲击会加大。粮食生产结构的变化趋势在其组成结构上表现为谷物的绝对优势地位不会变,薯类和豆类比重略有上升;粗粮经得上升,细粮比重下降,     

国际热钱进入与国家粮食安全

2006年末以来,世界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围绕粮食、食品的国内外投资和交易成为新的经济热点。作为世界粮食大国和人口大国,为控制通货膨胀,实施低粮价政策,这为国际热钱进入粮食领域提供了条件。本文分析了我国现有粮食管理体制下热钱进入的可能性、规模、方式和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打击热钱进入粮食领域的长效措施。     

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1983～2005年我国粮食生产的有关数据,选取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这两个最主要的指标对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粮食生产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单产是影响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粮食播种面积,农业的抗灾能力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依靠科技提高单产水平,提高粮食复种指数,同时加强农业抗灾能力建设.     

我国进口粮食的风险评价

本文根据工业过程的一般规律,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当前阶段扩在粮食进口是提高我国经济福利水平的内在需求,而加篱世贸组织是扩大粮食进口的外部推动力量,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了粮食进口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并给出了风险评价的量化指标。     

粮食主产区农民售粮行为变化分析

对我国中部粮食主产区农民售粮情况的实地调研显示:当前农民售粮行为正发生显著改变,由单纯注重价格向统筹考虑售粮价格、便利性及机会成本等转变,且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农户售粮方式开始分化。农民售粮方式和节奏的变化,已经对粮食市场流通主体经营行为、粮食市场稳定、国家宏观调控等产生明显影响。因此,亟需引导农民形成合理价格预期,支持农户科学储粮,完善托市调控政策等,发挥好农户储粮分期销售对促进农民种粮增收、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维护粮食市场稳定的协同作用。     

中国产粮大县的利益补偿——基于粮食生产和县域财政收入的视角

利用2001—2013年中国2000多个县的数据,探讨了产粮大县粮食生产的贡献以及其与非产粮大县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实证分析了粮食生产对县域财政收入的影响,并提出了对产粮大县进行利益补偿的基本思路。结果表明:目前"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现象依然存在;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是导致产粮大县财政收入低下的重要原因;2003—2013年产粮大县的粮食增产拉低了其财政收入的9.98%。     

农户种粮选择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对农户种粮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户种粮行为的选择受资源禀赋、心理认知和种粮收益三大类因素的影响,但这三大类因素对农户种粮行为选择的作用机理不同,其中种粮收益的大小直接影响农户对种粮是否满意,进而影响农户种粮行为的选择。基于调查所得资料,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种粮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影响因素的内在作用机理,指出提高亩均种粮收益和扩大种粮收益占农户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是促使农户继续选择种粮的最根本途径。最后讨论了促使农户选择种粮应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