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乡村“红+绿”旅游模式低碳发展研究

本文从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背景出发,对南澳乡村“红+绿”旅游模式创新实现低碳发展进行研究。南澳拥有丰富的乡村“红+绿”旅游资源,在各种政策推动下得到快速发展,然而目前面临着诸多问题。在各种机遇和挑战背景下,需要以绿色低碳理念引导红色旅游模式的构建、丰富“红+绿”旅游模式的形式与内涵、拓展低碳红色旅游广阔市场等层面不断创新乡村“红+绿”旅游模式,实现低碳发展。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绘三湘四水万千乡村新图景

农发行湖南省分行坚守职能定位,立足湖南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文旅”发展路径,书写以“千万工程”经验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通过“文学+产业”模式支持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清溪村建设,以“红色+绿色”模式支持郴州汝城县沙洲村建设,探索“特色+资源”模式助力古村落打造独特“IP”,实现“旧貌换新颜”,探索形成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湖南路径”,拓宽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和美好生活的转化通道,助力续写新时代山乡巨变。     

村集体参与对农地规模经营模式形成与运行的 交易费用影响 ——基于案例比较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江苏金湖、太仓和上海松江的案例,考察不同模式中村集体参与对农地规模经营形成与运行中交易费用的影响。研究方法：理论研究法、案例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1）在农地规模经营的形成中,由于缔约频率与主体的差异,“农户+规模经营主体”模式的协调费用要略高于“农户+村集体+规模经营主体”和“农户+村集体”模式。（2）在农地规模经营的运行中,由于村集体对农地剩余控制权的掌握程度不同,“农户+规模经营主体” “农户+村集体+规模经营主体” “农户+村集体”三种模式的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履约风险依次降低,但是“农户+村集体+规模经营主体”和“农户+村集体”两种模式中的村集体存在侵占其他主体权益的风险。研究结论：村集体参与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减少农地规模经营模式形成和运行的交易费用,但同时可能会增加不同经营模式运行中侵占其他主体权益的风险。建议引导与鼓励村集体参与到农地规模经营中,并强化农地规模经营风险的监管和防范,因地制宜地推广不同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经验。     

打好强村富民组合拳

<正>近年来,江苏省东台市溱东镇积极引入“镇农投+合作社+社会资本”运营模式,打好“土地流转+盘活资源”组合拳,不断调整优化增收路径,促进资金、产业、资源有效衔接,推动强村富民取得初步成效。2022年,全镇13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318.55万元,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村6个,50万～100万元的村7个。所有村集体经营收益均超50万元,溱东镇成为盐城市首个所辖村均达到省定经济强村标准的乡镇。     

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模式探索：贵州沙溪大寨村的经验与启示

本文运用案例分析、实地调查及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贵州沙溪大寨村2021年以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动态过程进行了解析，发现大寨村通过培育村民积极性、整治人居环境、挖掘特色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配套资源及调整产业结构等改革发展措施，逐步实现了村寨振兴与共同富裕。总结出强化村支委引导，注重培养村民积极性；挖掘特色资源，注重品牌塑造；依托数字媒体平台，融合三产发展等经验与启示。得出“村支委主导+村民主体+第三方技术辅助”的发展模式，丰富了新内源发展理论模式的实践经验及理论视角。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开发模式的选择是任何乡村旅游发展都必须面对的环节,本文总结了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基本类型,对“公司+农户”模式、“社区+公司+农户”模式、整体租赁模式、“村办企业开发”模式、循环经济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各种模式进行了比较及简要的评论,从资金、市场、经营管理、利益分配等方面进行了简要评论,最后从乡村旅游发展的生命周期与乡村旅游的区位条件两个方面分析了各种模式的适用条件,指出了与乡村旅游生命周期六个阶段、区位条件三种类型不同组合相对应的不同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两社”联动激活乡村振兴强劲动能

<正>近两年来,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创造性推进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两社”联动发展,催生“1+1> 2”的叠加效应,探索形成“1+1+N”发展模式,即村党组织领办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商贸超市、电商平台、投资平台、家庭农场、乡贤能人等,有力促进了强村与富民同频共振。2022年,全区经营性收入50万元、100万元以上的村集体占比同比分别提高4个百分点、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5%。     

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宅基地有偿退出——基于江苏省阜宁县退出农户集中安置模式的案例比较

农村宅基地退出对提高宅基地集约利用水平、改善农户居住环境以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对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并选取江苏省阜宁县宅基地退出典型村庄进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确权颁证和“三权”分置构成了促进宅基地退出的产权制度环境，省、市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和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为宅基地退出提供了资金和用地保障的政策环境，村庄资源禀赋条件与内部治理结构共同决定宅基地退出的具体模式。宅基地退出治理结构从治理力量上看表现为“科层+市场”的混合结构，从主体上看则有县乡政府、村集体和农户，各类主体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作用下协商、谈判，达成一致的行动方案与制度安排，实现宅基地退出内部治理。宅基地退出集中安置的“整村就地”、“整村异地”和“部分就地”等模式整体上都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福利增加，但不同安置模式之间在交易费用、土地利用、收益分配以及农户福利变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都与各自所处的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直接相关。因此，提高宅基地退出治理绩效，在治理环境上要继续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乡村旅游让偏远“方寸之地”变集体“增收宝地”

<正>折桥村位于甘肃省临夏市东端，距市区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现有12个合作社，农户721户，耕地面积1147.69亩，是东乡、回、汉等多民族杂居的民族村。近年来，折桥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协会+农家乐”模式，为农村“三变”改革注入新动能，通过发展农家乐、盖碗茶等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折桥村享有“河州美食第一村”的美誉，曾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十种模式”推起集体经济发展速度

<正>近年来,甘肃省立足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因村施策,探索出资源开发型、产业带动型、农旅融合型等10种集体经济发展方式。2022年,全省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18.20亿元,村均收入11.42万元,较上年增长20.46%。一、发展模式资源开发型。千方百计激活农村“沉睡”资源,创办领办实体经济,真正让闲置资源“动”起来、“活”起来。甘肃省两当县城关镇香泉村依托优质天然水资源优势,     

试点地区宅基地流转的实践探索与推进路径——基于安徽省东至县的考察

宅基地流转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重点探索的内容。现阶段宅基地权能实际扩张、宅基地功能转型及宅基地流转范围突破促成了宅基地流转的现实需求。本文基于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安徽省东至县的考察，对该县三个村探索的三种宅基地流转实践样态即“宅基地置换+村集体收储+工商企业租用”模式、“村集体主导+农户入股+合作社运作”模式及继承宅基地使用权管理模式进行案例分析，并分别从实施目标、实施资源禀赋、实施成效以及可推广性四个方面进行对比，进而结合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要求提出宅基地流转的推进路径，以期为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路径及完善宅基地制度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也为其他地区推进宅基地流转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共同富裕视阈下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机理与路径

推进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是四川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的关键所在,其价值旨归是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集体所有制的理论拓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以及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构成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建构“产权—组织—产业—利益”的分析框架,提出导引机制、驱动机制、聚合机制以及稳定机制的融合发展机理。基于该逻辑机理,选取成绵地区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试点案例,总结梳理“资产重组+联企经营”“土地盘活+联社经营”“股份联合+集体自营”三种创新模式,进而提炼出“产权重构—组织重造—产业重塑—利益重组”的融合实践路径。最后,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多元化推进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政银企+N”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运行分析——以牧原生猪养殖产业链为例

本文以牧原生猪养殖产业链为例,在分析“政银企+N”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运行机制基础上,揭示了基于金融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实现农户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机理.研究发现,“政银企+N”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由政府主导,依赖金融机构发放扶贫贷款,利用合作社整合流转土地和贷款资源,联合龙头企业发挥自身产业优势,以形成“政府书银行+企业...     

“一村一品”助脱贫

正近年来,河北省魏县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按照"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思路,充分利用当地农业资源,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经营管理模式,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种植、养殖、加工等特色产业项目,形成特色产业村上百个,有效带动当地贫困群众实现增收。     

立足优势资源禀赋 发展特色乡村产业

<正>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坞坵村近年来大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积极探索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农业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新路。高质高效，培育特色产业党建为引领，助推产业振兴。坞坵村坚持把党支部建在合作社上，以“金稻穗”行动支部为载体，倾力打造“禾美坞坵”党建服务品牌，构建了“党支部+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工作格局。专业合作社发挥纽带作用，解决产业发展中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等问题。村“两委”负责争取政策支持和协调各方关系，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提供前期服务，     

“物业+养老”模式发展困境与优化

“物业服务+养老服务”是对居家社区养老的创新与发展,是家庭养老的补充。该模式通过将物业服务企业的基础资源与专业养老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嵌入社区环境中,连接养老服务需求方与养老服务供给方,确保将养老资源更为充分合理高效送达到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年人手中。当前我国“物业+养老”服务仍处初期发展阶段,面临诸如运营模式不清晰、服务专业性欠缺、专业人才匮乏、公众认知度偏低等发展困境,亟须明确自身定位,以激发内生力、丰富服务内容、完善人才队伍体系、提高公众认同感来优化与完善服务模式,释放“物业+养老”服务潜力。     

吉安县“一村一品”经营模式村调查

吉安县“一村一品”经营模式村调查肖华，赵元元最近，我们组织力量对全县＂一村一品＂经营模式进行了调查、汇总、分析，试从中探寻其发展的基本经验与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一、特点及类型吉安县农村产业结构各有特色，但其共同的特点是立足本地资源，发挥本地优势。在近几...     

现代烟草循环农业园区运行模式探索

随着烟草业生产方式转变,适应生态保护的要求,传统烟区纷纷尝试建设现代烟草循环农业园区.在运行模式上,目前主要有“烟草公司+农户”、“有限责任公司+农户”和“合作社+农户”模式,但这三种模式未能较好的兼顾各方利益.“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合作社经营、农户参与、科研机构支持”的“五位一体”运行模式或能很好地推动园区现代烟草循环农业的发展,达到提升烟叶品质、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烟农增收的目标.     

北京市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机构会计人员情况调查及思考

一、引言村集体经济“三资”（资产、资源和资金）管理一直是农业部、财政部、中纪委等多个部委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村民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它牵涉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社会稳定、基层党组织反腐倡廉的大问题.为了这一目标,北京市从2002年开始推行“村账托管”或叫“村账代理”.即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工作由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机构承担,村集体自身只保留报账员.按照“农业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委托代理的意见（农经发[2008]4号）”中的定义：“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是乡（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受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委托,进行财务会计管理的一种模式”.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工作由乡镇会计委托代理机构来承担.普遍认为“村账托管”在账务处理上比村自设会计独立记账为好.目前,北京大多数农村基层组织实行了“村账托管”,即村级会计委托代理.     

中国设立境外农业合作区区位选择、运行和发展的经济机理分析

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的境外农业合作区主要位于非洲的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西亚、中亚、东南亚和俄罗斯,采取的是 “国家政策引导+企业为投资主体+市场化运作” “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采用了“骨干带动,一区多园”的总体布局模式,主要有 “农业资源+资金+技术”型、“市场+政策”型和“产能合作互补”型三种类型。境外农业合作区以两国优惠政策为基础,共享合作国丰富的资源禀赋和资金管理优势,形成产业集群发展的成本优势,形成区域增长极增强集聚和辐射效应。境外农业合作区的建立为中小企业搭建起产业集聚的投资平台,在推动中国农业企业“抱团出海”、规避贸易壁垒、形成海外产业集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