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储蓄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依据生命周期假说,将金融发展变量引入储蓄模型中,定量分析金融发展、收入水平、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增长的影响作用。选取2001~2016年季度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造ARDL边限检验解释说明各变量间长期协整关系,并使用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对人均居民储蓄方程的长期系数进行估计,通过构造误差修正模型说明金融发展的短期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从长期看金融发展对人均居民储蓄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波动在短期内给居民储蓄波动带来正向影响。     

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和金融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体制的改变,我国的金融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资金的分配和调节方式由过去的财政主导型过渡到了金融主导型,企业的经营活动也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融资.这就使得银行资产在社会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储蓄主体已由过去是政府变现为现在居民.伴随着金融结构的这些变迁,中国金融资产发展的畸形也越来越为明显:单一银行资产现象的改观速度缓慢,反映了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的上升速度日益缓慢;中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是把钱存在银行里的老百姓,如此等等.畸形的结构必然导致畸形的后果:企业负债率高,金融运行风险高,国有企业行为扭曲等等.针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本文建议必须及时在金融改革上寻找新的突破口.     

中国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低效与经济高增长悖论解析——基于金融非正规漏损视角

在我国渐进式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呈现出金融低效与经济高增长的共存现象。该文认为这是由于在我国强控制金融政策与特有的高额居民储蓄条件下,公有体制内经济体发生金融漏损并由体制外非公有经济体顺守,对金融配置效率加以非规范的修正,导致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的并存。该文从金融的非正规漏损角度分析了我国转轨经济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提出了金融效率改进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我国体制转轨中金融中介与经济发展关系

金融中介作为储蓄投资转化过程中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它不仅提高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整体规模,而且提高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从而有效推动了经济发展。在我国转轨体制中,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被界定为将分散的居民储蓄转化为对国有部门投资的工具,因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渐进转轨的顺利进行,但随着转轨的推进对经济发展产生牵制是一种必然结果。     

浅谈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为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制度安排、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等方面进行的创新活动，是金融结构提升的主要方式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金融发展史实质上是金融不断创新的过程。受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改革滞后的约束以及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不完善、市场竞争不充分和技术进步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我国金融创新速度相对落后，但入世后我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将为金融创新及金融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加快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必将推动我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适应金融形势发展 完善储蓄机制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资方式已呈现出多样化和储源的多元化，但储蓄仍然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肩负着资金运行和资金的配置功能．涉及金融行业的生存与发展。而储蓄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储蓄机制的创新。而且储蓄机制的创新是高度发展金融体系的首要前提。尽管宏观调控已取得成就，金融进入一般正常的运行，然而现行储蓄机制正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因而不适应金融形势的     

消费金融的理论内涵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消费金融作为消费的助推器,在消费市场开发、消费渠道拓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传统的消费金融概念由于没有将消费储蓄和消费支付体系纳入其中,因而不能真实反映消费金融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消费金融的新内涵是对传统消费信贷理论的一种创新发展。目前,消费金融在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均已得到广泛应用,也是我国现阶段完善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战略要求下,应加大对消费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从而带动居民增加消费支出,使居民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力量。     

推进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互动发展

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2002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8.7万亿元,居民储蓄率高达39％。同期,我国个人保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2500亿元,约占当年新增居民储蓄存款的18％。也就是说,保险对储蓄形成了一定分流,但保险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仍未得到充分发挥。在保险保障制度发达的国家,居民储蓄率普遍低于10％。另外,我国人民银行所做的一项居民储蓄动机问卷调查显示,     

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主流文献的讨论

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文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机理多有阐发。McKinnon发现了中国金融改革方式选择的特殊性，借助“金融剩余”、“金融控制”等概念，他勾画了“金融支持型”经济增长的大致轮廓，世界银行和Maddison则分别通过强调“初始条件”和居民储蓄的重要性而佐证了上述观点。一些文献对经济改革中银行体系的制度结构与行为方式有所刻画，它们发现，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银行体系的高不良贷款、高盈利、高流动性与经济的高增长长期并存不悖。另外一些文献进一步觉察到，在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依赖金融方式实现巨额债务融资构成改革中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邹至庄与陈志武等华裔主流学者则试图深入到历史文化层面探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金融制度机理．     

论金融结构高度化运动状态及其推进策略

金融结构高度化是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金融结构从低度水准向高度水准的发展过程，其根本特征表现为金融结构技术含量和层次的不断提升。它是金融结构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根本性的金融发展战略。金融创新是金融结构高度化的主要动因，是提升金融结构层次的主要方式和推动金融发展的主要力量。金融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过程是金融结构变动有序性和金融结构变动方向性的统一过程。推进中国金融结构高度化是调整和优化中国金融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优化中国金融结构，提高金融结构高度化水平，必须引入创新机制，开展“三大创新”，即制度创新、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     

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及对我国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加入金融转化率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分析，得出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金融效率（转化效率和配置效率）和金融数量（储蓄总量）方面，并得到金融转化效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最后利用所得结论，对我国转型经济中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作用展开分析，认为我国金融转化高效率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目前这一模式已不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需要了。     

我国东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东部10省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东部地区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整体水平较低,大部分省市的储蓄动员能力不足,企业对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金融结构的资金配置效率普遍较低。最后提出优化东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对策建议。     

我国东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东部10省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东部地区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整体水平较低,大部分省市的储蓄动员能力不足,企业对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金融结构的资金配置效率普遍较低.最后提出优化东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对策建议.     

异质性风险偏好、市场摩擦与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消费和投资效应——基于Diamond世代交叠模型的理论分析

文章以个体跨期最优化行为为基础,从居民异质性风险偏好和市场摩擦视角考察了我国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消费、储蓄与投资效应,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中国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将引发境内外居民和投资者的储蓄和投资跨境“局部转移”或“全部转移”,其转移的规模和方向取决于内外资金融企业及市场的绝对和相对投融资效率.其次,自贸区的金融创新将有效提高社会中退休群体的消费水平,对年轻群体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则取决于代表性个体的异质性风险偏好:如果代表性个体是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的,则金融创新将使年轻群体的消费量增加、不变和减少,储蓄量和投资量减少、不变和增加,储蓄转化为资本积累的规模减少、不变和增加.最后,政府应依据内外资金融企业和市场的相对投融资效率来确定金融创新的速度、深度和时序,以减小金融创新的“转移效应”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强烈冲击.     

金融营销的策略选择

一、我国目前金融产品的现状及特点 第一,传统与创新并存。储蓄仍是各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居民投资理财方式的首选,总量不减,但增速放慢,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是倾向活期,银行也把其当作拳头产品,外延（附加服务）大大扩展,内涵（科技含量）大大提升。从活期通存通兑到各类储蓄通存通兑,从市内通存通兑到全省能通存通兑再到全国通存通兑,从存折到银行卡再到消费,银证转账、存单质押贷款,以后的存折炒股也是储蓄功能的延伸。     

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本部门分配效能分析

我国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效率不同。影响资本部门分配的金融发展因素主要是金融结构发展。优化金融结构发展、提高金融发展质量、促进资本部门分配效能构成了金融发展的核心，而优化金融制度设计是提高金融发展质量的基础性条件。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标准,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的衡量指标。通过构建金融生态环境的衡量指标和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得到各指标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指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进办法。分析表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主要受到地区经济状况、人民生活水平与当地居民的培训与教育程度的影响。     

金融自由化条件下我国非正规金融问题研究——兼论二元金融之间关系及其经济影响

近几年来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已成为经济理论的热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大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主要从正规金融获得信贷资金,中小企业主要从非正规金融获得信贷资金,形成了相对割裂的二元金融结构。学者们普遍认为金融抑制是我国二元金融产生的主要原因,弱化二元金融也成为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原动力。始于2011年初的温州债务危机使非正规金融进一步受到广泛关注。加强民间借贷的疏导与监管、推动金融改革与创新、实现非正规金融的阳光化与合法化等日益成为热点问题。     

金融组织的结构创新

所谓金融组织结构创新是指通过内部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产生或形成的新型组织结构。金融组织结构的创新既受制于金融制度的创新，同时又可能适度地超前于金融制度的创新；它受金融业务创新的推动和影响，反过来也会促进金融业务的创新。由此可知，作为金融制度创新与金融业务创新的联接点与终结，金融组织结构创新必将对整个金融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对金融组织结构创新的模式和途径加以探讨，将有助于确定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的方向。金融组织结构创新包括金融机构创新、金融结构创新、金融结构内部经营管理创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