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吗?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如何借助绿色金融推动中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资金导向和信息传递作用引导企业增加技术改造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进而提升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门槛限制企业融资，倒逼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成立时间较短、市场化程度较低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助推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知识作用视角下城市间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质量研究

城市环境规制刻画了地方政府在绿色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作用视角,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测度我国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性对城市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通过城市间知识宽度缩小、知识距离扩大两类中介效应影响本地绿色创新质量;②城市间的知识平衡度在邻近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本地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当城市间知识平衡度较高时,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由负转正。由此,获得如下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知识成分变化与知识结构调整,促进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政策协同,同时,不同地方间应深化绿色创新主体合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质量。     

通往绿色创新之路：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动力。本文基于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内在动力与外在激励视角考察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环境承诺的两个维度——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揭示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不同技术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增长关系中的作用

在绿色浪潮席卷全球背景下，基于2011-2017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将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增长作为中国工业增长的衡量标准，借助EBM模型构建“工业绿色增长指数”以测算分行业绿色增长水平，进而运用GMM两步迭代法检验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过程中，不同创新形式的作用差异。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均有激励作用，但对工艺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都能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但产品创新的贡献更大；两种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略大。这表明，产品创新是工业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实现工业绿色增长的最佳战略选择。研究结论不仅解锁了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中间过程机制，同时也对绿色转型中工业企业如何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选择创新形式具有指导意义。     

政府创新偏好、制度环境与城市绿色创新

通过整理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制度环境视角探讨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基准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与制度环境优化均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制度环境优化会强化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门槛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双门槛效应，随着制度环境不断优化，政府创新偏好的促进效应呈阶梯式提升态势。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欠发达城市与内陆城市，政府创新偏好对发达城市与沿海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相比于策略性绿色创新，政府创新偏好和制度环境优化更有利于促进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要素内生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研发过程,在理论上刻画了数字产业化的替代效应和产业数字化的渗透效应,构建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模型,并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清洁型和污染型研发相对收益变化,探寻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绿色创新意愿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意愿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意愿是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绿色偏向性,为数字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自愿披露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多言寡行”的现象。（2）研发投入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抑制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环境规制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后果研究,同时为实践中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绿色创新：负担还是赋能？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可能对地区绿色创新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在采用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量化分析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创新先抑制后促进，整体呈现U型影响特征。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会给地区绿色创新造成一定负担；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赋能效应”才有所显现，开始有利于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考虑变量衡量误差、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问题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主要经由地区融资约束和政府环保重视度这两个渠道对绿色创新产生U型影响。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推动地区经济绿色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进而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有待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检验。本文围绕产品和工艺创新,选用我国资源型产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影响不显著,对绿色工艺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开采洗选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具有抑制作用,但对初级加工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在行业分类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投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     

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探讨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结果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体现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上,资产规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同时环境规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从关注属性维度看,投资者负面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投资者关注对非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环境规制、金融资源配置与绿色发展效率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提高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是我国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采用Super-SBM模型估计了2000—2015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绿色发展效率,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再平稳的趋势,且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显著降低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的加强通过促使金融资源向第二产业配置从而降低了绿色发展效率。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是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其次，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2012—202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突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侧重末端治理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命令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门槛后，能够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诱发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可为优化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监管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本文通过切入绿色创新的研究视角,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促进效应综合体现在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总量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外部资源效应和外部压力效应进而作用于绿色创新。结合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工具研究发现,在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事前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呈现互补效应、与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排污收费呈现替代效应。最后,基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行业、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双碳”目标下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

基于“双碳”目标约束和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我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且呈显著的地域异质性，该结论在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金融科技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助力城市减排；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策的试点与环境目标的约束均对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与政策工具服务“双碳”目标、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