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降低企业内收入不平等了吗——基于区域信任度与公平感的视角

在我国不断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和收入公平分配的背景下,传统文化是否能够促进企业内收入分配均衡并提供有益的启示？文章首先对儒家文化所产生的企业内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基于 2007-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准确测算,同时手工整理出唐代至清末存在过的书院位置信息与数量,并与上市公司注册地位置匹配以表征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最后,综合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区域信任度和公平感则越强,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抑制效应”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弱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和民营企业中表现不明显,并且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减弱。研究结论从正面肯定了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为缩小贫富差距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为推动实现区域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     

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协同提高机制研究分析——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首先,采用超效率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法评价中原城市群2007—2018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其次,分析绿色发展效率的协同提高机制。进一步地,在协同提高机制中嵌入区域、省份、资源禀赋等多种类型的异质性分析。最后,提出中原城市群绿色发展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加快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研究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值整体水平偏低;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增长速度缓慢。(2)重视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和科技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作用,降低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3)东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推动力弱于中部地区;中心省份与外围省份的绿色发展大体一致;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推动力强于非资源型城市。     

运输成本、地租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重新审视了地租的性质,在微观上地租可能来源于运输成本的节省,并在宏观上表现为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逻辑推演认为地理区位因素导致的运输成本差异影响区域地租水平及资本积累率,并将影响区域长期产出均衡水平。基于逻辑推演文章构造并还原了各省单位产出运输费用,即运输费用占GDP比重。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发现:(1)运输成本占GDP比重与地租占GDP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2)运输成本占GDP比重与区域资本积累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3)地租占GDP比重与区域资本积累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4)运输成本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5)地租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一个地区离市场越远、单位产出运输成本负担越高、单位产出地租水平越低,则资本积累率也可能越低,并影响区域长期经济增长水平。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我国新时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对突破"碳锁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2003-2018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文章检验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并探讨了该政策影响碳排放的具体路径。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能够显著地促降碳排放。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能够通过优化技术选择、提升财政扶持力度和提高生活质量三方面促降碳排放,但产业协调对碳排放的影响尚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得出政策效果会随着不同的区域位置、不同投入程度的创新驱动要素、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资源种类的资源型城市而产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南方地区、高水平的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更能显著地促降碳排放。文章扩充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碳排放的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该政策对碳排放的传导途径,对进一步推进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税收激励能否提升企业能源效率？——来自增值税结构性改革的经验证据

如何协调好以减税降费为代表的经济刺激政策与“碳达峰、碳中和”的历史使命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鉴于提升能源效率是减少碳排放和控制能源消费的关键,文章通过构建结构性减税与企业能源效率的理论模型,以2004年开始在东北三省八大行业实施的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结构性减税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为例,使用三重差分方法和企业能源消费数据,从理论逻辑和经验分析两个方面考察了税收激励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能源效率,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弹性估计结果表明,增值税税率每降低1%,能源效率将提升0.58%；机制分析表明,税收激励主要通过要素投入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改善,从而提升了企业能源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激励更多地提升了东部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高污染行业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国有和集体以及中小规模企业的能源效率。文章将减税降费的效应分析拓展到碳污染治理上,丰富了税收激励与能源效率的相关文献,为在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实现稳增长与碳减排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如何用好减税政策实现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