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英美等国的主要经验及其启示

创新体系理论对税收激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创新的税收激励,特别是R&D税收抵扣政策,在发达国家有效地保留和吸引了R&D投资。那些在税收激励上最慷慨的国家均是吸引外来R&D投资最多的国家。R&D抵扣直接利益是刺激R&D投入。美国R&D税收抵扣有3种方案,即传统抵扣、选择性增量研究抵扣(AIRC)和选择性简化抵扣(ASC);英国主要是增强型扣除。政策设计时要参考多种因素。我国施行R&D税收抵扣政策,要研究制定统一的、供税收目的的R&D支出标准,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并注意政策的可操作性、可预测性、一致性和稳定性。     

我国R&D投入模式转换及特点分析

R&D投入模式伴随工业化进程逐步转换。随着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我国R&D投入模式已由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转换。在R&D投入模式转换过程中,存在R&D投入强度偏低、转换速度快、基础研究投入偏低等问题。为了优化我国R&D投入,提出了激发企业对R&D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政府对R&D投入的力度、提高R&D投入的效率等措施。     

基于边限检验理论关于我国R&D投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从分解视角的考虑

基于我国1991~2006年间数据,运用边限检验理论对我国R&D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R&D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从短期来看,上期GDP增量和本期企业R&D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从长期关系看,企业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为正,而政府R&D投入、金融机构的R&D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为负。     

寻租行为与R&D补贴效率损失

本文在企业救助模型上作了简单的拓展,梳理了地方政府R&D补贴对象选择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并从企业角度和社会角度,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寻租引致的效率损失。研究表明,反腐败力度的加强减小了寻租空间,显著地增加了企业的R&D投入。政府研发补贴无论是对企业的收益率、专利数量,还是对社会税收、经济增长率,都是显著的负效应,充分反映了我国R&D政策的低效率。本文的结论对于提高我国R&D补贴的绩效具有启示意义。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

经济研究表明,企业是提高科技发展水平的主体,而税收优惠是各国政府激励企业加大R&D投入的主要政策工具.本文采用计量模型和调查问卷方法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以及河南省相关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转税激励作用不是很大,而税基式激励方式的作用较小;税收优惠的限制较多,降低了政策的普适性.     

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动态角度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中的随机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上海市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自筹的R&D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本文认为 ,政府的科技拨款资助和税收减免这两个政策工具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自筹的R&D投入都具有积极效果 ,并且政府的拨款资助越稳定效果越好 ;政府拨款资助和税收减免互为补充 ,提高一个的强度也会增加另一个的效果 ,但这个效应以政府税收减免为主。不同来源的R&D支出和不同等级的人力资源对专利产出的影响是不同的 ,自筹的R&D支出对专利产出有着显著的正面作用。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机理研究

税收优惠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可以从3个方面来激励企业R&D投入.一是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R&D投资资本的使用成本,增加了企业R&D资金来源,从而刺激企业增加R&D的投资;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使政府承担了一部分企业R&D投资的风险损失,降低了企业R&D投资风险,从而鼓励企业提高持有R&D资产的比例;三是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了R&D人才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企业投资R&D人力资本的成本支出,从而提高了R&D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     

R&D投入对吉林省经济内生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吉林省经济增长率与其自身惯性、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以及R&D投入存量和其滞后值均有一定的相关性,并且各投入要素发挥作用的时滞较长,经济增长惯性较大.因此,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增加R&D投入不仅能够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有利于提高资本利用率和资本使用效率、节约资源,对实现吉林省经济内生增长和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经济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吉林省应该突出R&D投入重点,加大科研投入,增强R&D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打造完善的产学研互动机制.并应该优化教育结构,加强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     

湖北省R&D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1997-2011年间湖北省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资本、劳动和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50%,是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1997-2011年间,R&D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6.09%,湖北省R&D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本文最后提出:决策者应该加大R&D的投入,并注重R&D结构的合理性,特别是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

以2007—2009年中小企业板67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并对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都有促进作用。与政府资助相比,税收激励的作用更大。     

增值税与增加值增长不同步原因何在

税收增长是否与经济增长同步,是税收收入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但税收增幅与经济增幅不是简单的弹性关系,目前对工业增值税同工业增加值的弹性关系已找到一些不可比因素,主要是:增加值中间投入与增值税进项抵扣归属期处理的不同,产品销售率变化影响增值税而不影响产值,出口大于内销企业有产值无税收,发生欠税、清缴欠税、新批缓税、缓税入库非即期因素的影响,税收政策变化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已引起我们在进行税收收入分析时的重视。这几年强调建立税收收入档案,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排除不可比因素,以当期经济产生的税收与经济比较分析。有…     

知识生产函数、规模报酬和经济增长模式——R＆D模型对中国的实证检验

R&D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沿的部分,它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R&D模型将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归结于知识生产函数中两种投入要素——知识和资本的规模报酬,并且把经济的长期增长模式区分成三种类型:稳定性均衡、非稳定性均衡和半稳定性均衡。文章首次对知识生产函数进行实证检验,以此来判断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对2004-2006年中国243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属于稳定性均衡的类型,新知识的生产对知识和资本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经济会在某个增长率稳定下来,劳动力和资本存量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比例和储蓄率的上升,在长期内都不会改变这个稳定的增长率。     

政府R & D资助强度、企业R & D能力与创新绩效

近年来随着政府科技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上市公司普遍接受了政府R&D资助,同时其有效性问题也备受关注。从企业的角度,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政府R&D资助强度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R&D资助强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先增加,而当资助强度达到一个临界点后,作用效果就会降低,这种作用效果在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更明显。     

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机会对R&D投入强度的影响

R&D投入不仅是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资源,也是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主要驱动力。以我国2007-2008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经理自主权、投资机会与R&D投入强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的投资机会越大,其研发支出比重和技术人员比重就越高,也就是说高投资机会的高新技术公司能够加大R&D投入强度;而随着经理可使用的营运资金比重的增大以及经理报酬与管理层最低报酬差距的增大,高投资机会的高新技术公司会减少R&D投入强度。     

政府科技资助对引导企业R&D投入的杠杆效应分析——基于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对R&D活动的投资将产生双重效应——杠杆效应和挤出效应。为研究近年来浙江财政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以及政府资助率为多高时杠杆效应最佳?运用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3年地区截面数据和2006-2008年地区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方法和模型,就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支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科技最佳资助率为9%～10%,政府R&D资助每增加1万元,最多可导致企业R&D投入增加1.72万元,分析还发现政府科技资助越稳定效果越好。     

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T型关联度分析

根据我国2000-2007年间的统计数据,对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间的T型关联度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R&D经费投入、技术引进和科技人员投入与经济增长均有正关联关系;R&D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显著,其中企业R&D经费投入作用最明显,而独立的研究和开发机构R&D经费投入作用最弱。说明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体,研发机构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还有待加强。科技人员投入的影响不显著,技术引进的影响很弱,还需采取措施加强这两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反腐败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突破传统的宏观效应研究，从微观视角考察了反腐败行动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反腐败行动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随着地区反腐败力度的增加，企业R&D投资强度得到显著提升。相对于国有企业，反腐败对民营企业R&D投资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政府管制行业，反腐败对自由竞争企业R&D投资的积极作用表现更充分。从企业层面拓展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也从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当前社会存在的“反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的谬论。     

基于国际经验的我国R&D投入强度偏低因素解析

R&D投入强度是一个国家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对推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增强整体科技竞争实力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R&D投入强度增长趋势与国际R&D强度增长规律基本相符,但与国际相比,我国的R&D投入强度水平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结有关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R&D投入强度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R&D投入强度偏低的主要因素,并就如何实现R&D投入目标强度提出相应对策。     

金融危机背景下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对青岛市不同高新技术企业的业绩影响差异很大。调查发现,R&D投入高、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强。从R&D投入强度、R&D人员比例和R&D经费投入增长3个方面对2008年青岛市新认定的125家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入情况作了分析,认为整体R&D投入偏低。给出提高研发投入强度,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全球视野下中国科技投入规模演变态势分析与预测

首先,分析了全球科技投入规模的变化趋势,总结了中国科技投入规模的分布结构与变化特征。其次,采用弹性系数法,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投入的经济增长贡献弹性系数;然后,对中国科技投入规模进行预测,结合全社会R&D经费支出变化趋势,采用GM(1,1) 等维新息模型和趋势预测模型的组合预测模型,预测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全社会R&D经费支出。最后,提出了保障实现2020年中国科技发展预期目标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991-2014年中国全社会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率高达21.5%,其中,1991—2001年中国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率达到21.3%,中国科技投入经济增长贡献弹性系数为1.47,2002—2012年中国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为23.1%,中国科技投入经济增长贡献弹性系数为2.04。预计2020年中国全社会R&D经费支出将达到27 312亿元左右,中国有望从“世界科技大国”转变为“世界科技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