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一定提升城镇化水平吗?——要素价格扭曲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交互项模型、分组回归检验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影响城镇化水平的要素价格扭曲门槛效应。结论表明,金融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金融集聚阻碍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体而言,交互项回归表明,要素价格扭曲和金融集聚的交互影响显著抑制了城镇化水平提升;分组回归表明,要素价格扭曲越高,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抑制作用越强;门槛回归表明,金融集聚和城镇化之间存在双资本格扭曲门槛、单劳动力价格扭曲门槛和双要素价格扭曲门槛,当要素价格扭曲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金融集聚对城镇化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了金融系统作用的发挥,要实现金融发展支持城镇化的作用,纠正要素市场扭曲是当务之急。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面板检验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关系,金融发展有助于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会减缓,同时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显著正面作用,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要素投入向集约型技术水平提升转变。未来,努力提升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将有助于中西部地区长期经济增长,加快中西部地区追赶东部地区的步伐。在控制一些变量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了条件收敛的特征。     

要素市场扭曲是否加剧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要素市场扭曲成为阻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障碍。本文选取2010-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加深导致企业金融化程度显著升高，该结论在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剧融资约束两种机制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效应仅在民营企业、没有政治资源的企业、所处地区财政压力大的地区的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中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推行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我国217个地级市的证据

文章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相结合,为深入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中、小城市以及中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基于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跨越第一和第二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内生逻辑、驱动因素与金融功能效应北大核心CSSCI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与核心是金融,它将现代网络技术、互联网精神、金融功能充分融合,构建了不同于传统金融体系的新金融模式和金融业态。当前我国国家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服务不足和供给短缺使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具有内生性的逻辑特性。从驱动因素来看,技术进步和政府宏观层面、社会经济微观层面驱使互联网金融加快发展,从而实现金融的功能效应。研究发现,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其主要定位和聚焦于市场上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和弱势地区,因而其不同于传统金融,具有民间金融的特性。互联网金融通过提升市场效率、促进金融创新扩散、实现市场价格发现、优化经济增长要素配置,逐步改善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效率低下、创新不足、资金价格扭曲、金融资源配置落后等问题,从而满足了更广大的市场和更多样的群体对金融的需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等微宏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以及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资本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效应上,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不利于邻省域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相较于东部发达省份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直接效应、空间效应的促进作用和溢出强度都更为明显。     

数字化能否改善创新要素错配?--基于创新要素区际流动视角

在当前建设“数字中国”与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创新要素区际流动视角实证考察了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能够显著降低创新要素错配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通过促进研发资本流动来缓解创新要素错配,但基于研发人员流动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数字化对于创新要素错配的改善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其有效缓解了东部地区和配置过度地区的错配程度,而对中西部地区和配置不足地区的作用尚未充分展现。本文结论为新发展格局下以数字化为抓手促进我国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金融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集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推动实体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集聚水平较高,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亦较为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水平则相对不高,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强.此外,以技术创新作为门限变量可以发现,金融集...     

金融聚集理论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聚类分析

作为现代服务业,金融业具有更大的集中度,更容易出现聚集现象.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存在明显和严重的差异.金融要素在具有地理优势、经济发展快速、政府政策倾斜的东部地区不断聚集,金融聚集使得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地区的过度金融发展可能导致地区经济过热,诱发金融风险,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是导致区域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因此,作为支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优惠、支持、鼓励政策的力度,鼓励金融创新,推动金融聚集,促进金融发展,这样既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长期发展和金融安全.     

数字金融、农户信贷供给与共同富裕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农户信贷供给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数字金融不同维度的发展对共同富裕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其中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具体而言：在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在东北地区,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不显著;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此外,农户信贷供给在数字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信贷供给来促进共同富裕。     

绿色金融、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生态化——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和可持续三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和绿色投资四个维度衡量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基于200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自治区,下同)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绿色金融、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生态化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生态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逾八成,但区域差异较明显。由东至西,绿色金融对区域产业结构生态化、技术进步的促进力度均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态势;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则呈现“西部>东部>中部”的态势。最后,文章提出应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引导绿色金融向绿色低碳技术创新领域聚集;完善绿色金融评估、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等绿色金融配套制度建设,降低绿色金融中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充分发挥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推动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快速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作用上更为显著。最后,文章从加强数字普惠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创业活力、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电信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金融市场的中介效应

为了验证信息经济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本文以电信产业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电信产业的发展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电信产业发展通过缓解了金融市场的信息问题,带来金融深化,推动了经济增长;此外,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由此指出,在稳步推动电信产业发展的同时,要匹配完善相应的金融市场措施,由此提升电信产业促进金融深化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释放信息经济对金融以及经济的长期、持久化推动作用。     

金融中介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9--201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金融中介、企业家精神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金融中介发展尤其是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其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远低于创业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中介发展主要通过支持企业家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采用VAR模型检验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结果显示,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变量与中国经济增长变量之间,的确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变量与中国经济增长变量间,则不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果检验的证据支持金融中介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的假设,反过来,中国经济增长也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成因.以增长效应研究结论为基础,本文初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融资约束理论视角,采用A股非金融民营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融资约束在其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地区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数字金融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成长期、第三产业和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尤为显著。本文结论对优化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助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