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通过Probit和Tobit模型解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并对内在传导机制进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参与度和持有比例有积极影响，地区、城乡间影响差异明显，风险态度和家庭收入对户主受教育程度影响金融资产选择存在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进一步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一定启示意义。     

法治政府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两套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引入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指数，分析了法治政府的建设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法治政府的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概率。此外，法治政府主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结构；通过促进社会信任，推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安全性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Bootstrap调节的中介模型

使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收入间接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但未能通过金融知识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风险态度对收入和金融知识的中介作用具有显著调节效应,收入增加时,与风险规避家庭相比,风险偏好家庭会配置更多的风险金融资产;金融知识水平较低时,与风险偏好家庭相比,风险规避家庭会较少变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因此,为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行,应继续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制定政策推进金融教育.     

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金融环境影响下的行为特征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特征,并从微观化的金融环境指标描述中发现其与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相关指标,尤其是中国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相关指标的共同趋势,金融环境很可能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     

金融环境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度量视阈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金融环境结构,提出微观度量视阈下金融环境指标体系,简称为微观金融环境指标体系,以四个方面五个维度指标和一个综合指标反映微观视阈下的金融环境状况,并通过适当的计量模型和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微观金融环境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微观金融环境对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股票占金融资产比、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比有显著促进作用,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     

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杠杆与现金流风险

金融资产会计安排是企业执行金融工具准则的重要环节,具有显著的经济后果。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研究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关系,分析金融杠杆的调节功能,探讨非效率资本配置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金融杠杆能够调节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使关系曲线拐点右移与扁平化。区分金融资产配置类型后发现：交易类金融资产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投资性房地产和长期金融股权投资未显著影响现金流风险。考虑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成长期与衰退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呈U型关系,成熟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负向影响现金流风险;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现金流风险的关系以及金融杠杆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非效率资本配置在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现金流风险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恩格尔系数对于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

文章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Probit模型,从家庭负担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其中,恩格尔系数作为对家庭负担的考量。实证结果表明:恩格尔系数越小,即家庭负担越小的家庭,越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此外,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在城市和农村家庭中有显著差异,城市家庭更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在对户主特征进行变量控制时发现,年龄趋向于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户主,越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     

社会信任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社会信任是其中的重要元素。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针对城镇家庭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上升会显著提高城镇家庭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占比;不同类别的社会信任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信任”和“普遍信任”对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促进作用,而“亲邻信任”则会有抑制投资的效果;未接受过金融教育的城镇家庭,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对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更加显著。     

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对家庭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文实证检验了居民风险偏好对于家庭资产结构风险性和分散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风险偏好水平越高,配置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但同时所持资产结构也越分散。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风险偏好水平越低,越倾向于只持有无风险资产,这是造成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与资产结构分散程度正相关的主要原因。此外,收入越低、健康状况越糟、风险偏好水平越低的居民投资者持有只含有无风险资产投资组合的概率越大     

老龄化对退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问题日益凸显,退休人数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从经济方面来说,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就变成目前可行的解决方法.本文聚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退休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对目前老龄化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研究,对我国退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协调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从退休家庭、金融结构、政府机关提出了改进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对策.     

家庭投资配置行为的国际比较

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对居民家庭资产投资选择行为进行国际比较，总结出各国家庭资产投资选择行为的异同。研究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居民家庭资产的选择日趋金融化、投资方式逐渐中介化。而印度、南非以及我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发展尚不成熟，正在发展阶段，家庭资产投资配置呈现以银行储蓄为主的多元化趋势。     

老龄化对退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问题日益凸显,退休人数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从经济方面来说,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就变成目前可行的解决方法.本文聚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退休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对目前老龄化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研究,对我国退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协调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从退休家庭、金融结构、政府机关提出了改进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对策.     

老龄化对退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问题日益凸显,退休人数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从经济方面来说,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就变成目前可行的解决方法.本文聚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退休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对目前老龄化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研究,对我国退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协调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从退休家庭、金融结构、政府机关提出了改进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对策.     

金融素养、金融资产配置与投资组合有效性

基于动态最优控制理论模型，运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系统研究了金融素养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作用及对投资组合有效性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升家庭资产中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比重，有助于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考虑了内生性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于风险性资产与金融资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无法作用于国债这类无风险资产；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增加股票与基金的配置概率，有助于实施积极的投资策略，但对消极投资策略不显著；金融素养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投资组合有效性，促使家庭获得更多的超额回报。     

住房财富、家庭收入和教育支出——基于天津市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8年天津市居民交通与住房调查问卷》,探讨住房财富、家庭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家庭收入对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高于住房财富,住房财富、家庭收入对校外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大于校内教育支出。从分样本看,对于子女所处教育阶段较低的家庭,住房财富和家庭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较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或工作较不稳定的家庭其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较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工作较稳定的家庭其住房财富对教育支出的影响较大;此外,对于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工作较不稳定的家庭,住房负债对教育支出存在显著影响。     

政策变动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意愿关联性研究——基于SVAR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文章选取2003年第三季度—2017年第四季度、时间跨度涵盖58个完整季度的居民储户调查数据和货币、财政政策变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影响微观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尤其是对于家庭储蓄存款配置意愿和股票基金投资意愿具有影响。政策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意愿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均存在,政策制定者应对居民金融资产选择意愿进行充分关注,及时进行资本市场风险管控。     

金融资产配置、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9—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配置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在金融资产配置与研发投入之间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产生的效应不同,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股权投资、交易类金融资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这三类金融资产的“替代”效应显著,会挤占企业的研发投入;企业配置委托贷款的“蓄水池”效应显著,不会挤占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税收优惠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可以弱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研发投入的挤占效应。研究结论为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提供新的视角,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合理建议。     

信任视角下的家庭融资渠道偏好研究

本文基于信任视角实证分析了居民对熟人圈的特殊信任和对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对家庭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考虑了内生性影响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表明：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分别显著提升了家庭首选正规和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可能性;从实际融资额度来看,特殊信任促进了家庭整体的融资行为,但其对非正规渠道融资额度的影响更大,而普遍信任显著提高了家庭正规渠道融资额度,同时显著降低了家庭非正规渠道融资额度;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居民家庭的融资渠道选择行为中普遍信任的作用得到了强化,但市场化并未改变特殊信任对家庭是否首选正规或非正规融资渠道以及不同渠道下融资额度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家庭收入以及家庭人口特征如家庭成员数、党员身份、户籍、婚姻、年龄、性别等对家庭融资渠道偏好均有显著影响。     

数字化能力、家庭收入、家庭消费和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基于CFPS数据

随着居民数字化能力与收入水平的提升,数字化消费方式对家庭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基于CFPS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能力显著促进家庭消费,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能力对家庭享受型消费的影响仅在农村家庭中显著,数字化能力在促进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城镇比农村更显著;数字化能力明显促进中老年户主家庭的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     

农村养老保险能改善老年家庭贫困脆弱性吗？

社会养老保险是应对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贫困问题的核心制度安排。文章基于2011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数据,运用PSM-DID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可促进金融资产与耐用消费品资产的累积,发挥减贫效应,但其抑制了农村老年家庭土地资产的减贫作用,未能影响到生产性资产的减贫作用;养老保险强化了教育人力资本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但其通过减轻医疗支出负担、提高老人健康人力资本而改善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农村养老保险对人口结构最完善的联合家庭减贫效果最有效,空巢老年家庭次之;相较于中低龄老人家庭,养老保险改善高龄老人家庭贫困的效果不佳;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减贫效应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