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绝对与相对贫困的综合测度:1989—2015

为回答我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在过去30年间的变化趋势如何，本文引入贫困综合测度方法，结合绝对贫困线与混合贫困线，测算了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改进FGT指数，以考察中国居民综合贫困变动趋势。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削减绝对贫困成效显著，但缓解相对贫困的形势依然严峻，从而综合贫困降幅逐渐减缓。从子样本的结果来看，城镇和农村的综合贫困已大幅下降，但近年来农村综合贫困下降有所停滞；各地区综合贫困均已大幅下降，但东西部地区综合贫困有所“反弹”。进一步的分解表明，相对贫困成分在综合贫困中的占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此本文认为，应将收入贫困的绝对和相对方面纳入统一的框架内综合考虑，通过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贫困线动态调整机制，以不断提高贫困测度的精度，更好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绝对的相对",抑或"相对的绝对"——汤森和森的贫困理论比较

英国经济学家彼得·汤森认为贫困是因为缺乏资源而被剥夺了享有常规社会生活水平和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出相对贫困测量方法.但是阿马蒂亚·森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贫困在能力的范围内是绝对的,相对贫困只是绝对贫困的补充而不能替代绝对贫困,是一种绝对的相对贫困观.本文对两人的贫困理论进行了比较和归纳.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贫困的减少--1990-1999年的趋势研究

本文考察了中国1990年以来的贫困和分配不均问题，并对贫困的减少进行了分析以显示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我们发现：（1）1990年代以来各种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都大量减少；（2）经济增长显著促进了贫困率的下降，而同时不断增长的分配不均又使贫困率上升；（3）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获益少于富人；（4）我们检验了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关系，发现在人力资本储备上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不均衡，教育的分布正变得越来越不对称。     

城镇贫困与综合性反贫困政策框架

９０年代以后,中国的城镇贫困率呈现上升趋势,近期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人均ＧＤＰ的增长;财政体系的不平等分配效应;住房市场改革所产生的不平等效应。因此,中国２１世纪的反贫困战略应当进行重新调整,除了收入贫困之外,应当更加关注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问题;同时,其反贫困政策应当是一个包括就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在内的一揽子宏观政策体系。     

拟合的收入分布函数在贫困线、贫困率测算中的应用

对于贫困线、贫困率的测算有多种方法。根据个人收入分布的拟合函数,可以为贫困线、贫困率的测算提供比较科学的依据。     

全面小康后云南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自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消除.2020年全面小康后,云南省即将面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文章分析了云南农村相对贫困的总体趋势,通过调研发现治理的四大难点: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能力不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提出治理云南省农村相对贫困的可行路径为:优化产业扶贫的发展路径、强化对"扶智"的重视、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贫困率呈上升趋势,本系统地分析和阐释了城市扶贫战略的社会意义、城市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城市扶贫制度创新,认为在城市反盆困战略中,应选择以绝对贫困人口为对象、满足贫困人口基本需要为核心的城市扶贫战略。     

中国贫困发生机制的理论解读及现实证据——基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城乡贫困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而相对贫困日益凸显的局面。本文结合贫困研究的相关理论,着重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对中国城乡贫困发生机制进行了理论解读。     

生命周期视角下收入主导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成因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扶贫政策的目标构建了“收入主导型”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标，并对成人和儿童设置了差异化的多维贫困识别标准，以此为基础运用CFPS数据度量了我国多维贫困的程度，最后进一步探究多维贫困产生的原因。有74%的儿童存在至少一个维度上的贫困。儿童的多维贫困程度比成人严重，儿童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率都在20%左右，亟须从生命周期视角下构建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对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因素、家庭负债情况等因素影响显著，折射出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贫困的分解,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城市住户分组数据,深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因素对中国1991-2009年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起决定性作用,但收入分配恶化对城市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2)收入水平越高,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小。因此,我国今后的城市减贫,应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重点。     

相对贫困的经济学辨析与中国之治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当代中国正经历由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的阶段性转变.相对贫困的动态性、隐蔽性和差异性,决定了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比较研究的视角,阐释相对贫困现象、辨析相对贫困概念、探究相对贫困标准,进而提出"后扶贫时代"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科学设定相对贫困衡量标准的建议、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思路,以期从学理层面建构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论图景.     

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上升趋势。通过采用相对贫困指数测算法和GLS线性回归法对农村相对贫困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近年来农村相对贫困持续走高;而农村相对贫困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不强;劳动力价格差异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特别是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评估*——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我国扶贫工作重点已进入新阶段,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从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从重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能源是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能有效反映福利水平。了解我国城镇家庭能源消费的基本特征、准确测度能源贫困水平与分布,有助于为今后扶贫工作提供资料基础和科学管理依据。本文构建消费者能源消费决策分析框架,并运用第一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考察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S型非线性关系,能源价格、家庭特征、地域特征等因素在能源消费决策中都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城镇家庭相对能源贫困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能源可支付性问题。能源贫困率在20%左右,其中电力贫困程度更为严重,超过25%。家庭收入增长、户主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电力基础设施的普及、城市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可能性,而电力价格上涨会显著增加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概率。     

地区贫困、创新潜力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分析了我国省内贫困率、创新潜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控制跨地区跨时间异质性及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采用差分 GMM 方法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省内贫困率对其创新潜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力资本、中央及地方科教财政拨付、市场化程度等创新潜力指标与省内人均 GR P正相关。经验证据表明，省内贫困率通过影响创新潜力指标对省内人均 GR P产生间接影响，但贫困率与就业率之间存在直接的负相关性。从长期来看，在创新潜力指标中，贫困率的变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最大，而且由此对经济产生的作用力是最为猛烈的，而对中央及地方财政投入以及由此对经济产生的间接影响则较小，但彼此之间也还是存在细微的差距。文章研究指出，政府应警惕贫困所造成的地区创新潜力缺失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消费视角贫困标准构建研究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是基于收入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消费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收入视角的相对贫困标准。基于CHN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不同视角贫困标准测度的我国农村贫困程度差异很大,对不同视角贫困标准进行简单数量关系转换和基于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后的对比并不严谨,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标识指标也存在缺陷。基于消费视角构建贫困标准和扶贫标准存在诸多优势和可行性,可分阶段推进该项工作。     

转型期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类型判断

区分和判定贫困类型 ,是制定反贫困策略的前提。贫困问题的错综复杂性 ,可从贫困定义的系统分类中得到证明。从层次角度分析、研究贫困的外延问题 ,按照传统的分类法 ,可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类型 ;按照 2 0世纪 90年代新发展的外延理论 ,可将贫困划分为三个层次或三种类型 ,即“维持生存”、“基本需求”和“相对遗缺”或绝对性贫穷、基本性贫穷和相对性贫穷。正确判断转型期中国贫困问题的具体类型 ,对于中国的反贫困理论和反贫困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基于家庭微观面板数据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而相对贫困问题则日益突出;同时,城乡贫困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演化特征。本文借助CHNS数据库,对城乡贫困动态演化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以及家庭区位特征、家庭人口特征和劳动就业状况等变量是城乡贫困跨期变动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大小和作用机制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注意政策受众的差异以及政策工具作用机制的不同。     

中国东西部地区城市贫困问题对比研究——以广州市和兰州市为例

不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贫困居民在收入、消费、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与平均水平的明显差距.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城市贫困居民入不敷出的经济窘境较之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相对贫困也表现得更为严重,城市主观贫困线和实际救助线也越高.     

转型期中俄贫困问题的比较分析

贫困是世界性难题，更是制约转型国家顺利转型的障碍性因素。中俄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转型国家，转型期都经历了转型前不曾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尽管两国选择的转型模式不同，转型期经济发展速度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但目前两国的共同之处是贫困问题都十分突出。在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贫困数量与贫困发生率、贫困的地域分布以及基尼系数等问题上，中俄两国具有明显的对比空间。通过对比，可反映出中俄两国转型前后贫困问题的新变化，进而使人们对转型国家转型方式、路径选择及生产力发展速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