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贫困的减少--1990-1999年的趋势研究

本文考察了中国1990年以来的贫困和分配不均问题，并对贫困的减少进行了分析以显示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我们发现：（1）1990年代以来各种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都大量减少；（2）经济增长显著促进了贫困率的下降，而同时不断增长的分配不均又使贫困率上升；（3）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获益少于富人；（4）我们检验了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关系，发现在人力资本储备上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不均衡，教育的分布正变得越来越不对称。     

生命周期视角下收入主导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成因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扶贫政策的目标构建了“收入主导型”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标，并对成人和儿童设置了差异化的多维贫困识别标准，以此为基础运用CFPS数据度量了我国多维贫困的程度，最后进一步探究多维贫困产生的原因。有74%的儿童存在至少一个维度上的贫困。儿童的多维贫困程度比成人严重，儿童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率都在20%左右，亟须从生命周期视角下构建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对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因素、家庭负债情况等因素影响显著，折射出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基础研究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政府支持与人力资本结构的调节效应

伴随我国新发展阶段创新需求特征的转变，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日益凸显，而政府支持与人力资本结构在区域基础研究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从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以及创新产出结构3个维度，探究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动态影响及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总体上看，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政府支持会强化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抑制作用，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影响。由此，提出不同区域应全面认识基础研究强度的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充分发挥创新管理政策作用的对策建议。     

贫困县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基于陕西省44个县统计数据分析

人力资本是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贫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如此。本文采取实证分析方法,对陕西贫困县域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进行估算。结果显示,贫困县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在引入人均物质资本水平相近县经济增长比较分析后发现,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县域具有较高的增长率,进而提出大力发展贫困县域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     

房价上涨与地区人均人力资本——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的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数据,以系统GMM和差分GMM方法分析了房价上涨对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地区房价水平较低时,房价上涨会显著提高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而地区房价水平较高时,房价继续上涨则会降低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主要实证结果发现,城市化水平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提高能够显著提升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但房地产开发实际投资额增加没能显著提高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最后文章针对政府管控房价、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提出政策建议.     

财政支出结构与农村贫困

本文利用1980年至2010年历年的各项国家财政支出数据,同时加入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影响农村贫困减少的各因素及其作用。实证分析发现,政府卫生支出、GDP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持续增长对农村减贫有积极的作用,而基本建设支出与教育经费支出等因素对农村贫困率的变化没有显著影响。     

中央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评估:基本事实、潜在机制和提升路径

中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完善转移支出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和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文章基于1978-2017年中国省级宏观数据,利用西部大开发自然实验识别了中央转移支付在区域和时间维度上的变异,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评估了中央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央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是存在的.具体而言,中央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增加对人均农业支出、人均公共服务和人均人力资本的投入发挥减贫效应.进一步表明,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相对于教育人力资本投入,对健康的人力资本支出的减贫效果更好.农民基于理性选择的健康投资的收入回报率大于教育投资.此外,地方财政支出中过度偏向基本建设的投资方式会挤出对农业、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的支出比例,进而限制了中央转移支付的总体减贫效果.文章认为,通过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有针对性的惠民专项转移支付等举措,使财政资金向农民人力资本、基本公共服务、就业保障和农业生产等领域倾斜,有利于实现精准扶贫和财政资金的惠民目标,进一步释放中央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     

浅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文章通过对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指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由此进行了我国人力资本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战略思考。     

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活跃度提升可激活市场要素配置活力，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系统梳理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选取2015—2020年287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活跃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传导机制与异质性传导路径，并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创新活跃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创新活跃度不仅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通过劳动收入份额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活跃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劳动收入份额门槛效应；创新活跃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由此，应从制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助力创新活跃度与劳动收入份额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举措方面入手，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我国目前没有法律意义上承认的地方政府债务,因此,在研究政府债务对货币政策影响时,只是涉及中央政府债务。但现实中地方政府间接举债、变相举债种类繁多,规模庞大。地方政府过多举债和支出会削弱中央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能力。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金融资源之争,以研究地方政府债务对我国宏观货币政策产生的实质性影响。     

对外贸易开放、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部分,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消费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探究对外贸易开放及其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随后基于2011-2017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对外贸易开放、人力资本积累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层面来看,对外贸易开放不仅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来看,贸易开放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存在着空间上的非均衡特征,表现为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而对欠发达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影响相对较弱;从对外贸易方式来看,全样本分析表明出口贸易方式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作用较强,而进口贸易方式的作用相对较弱。因此,应当注重不同贸易发展方式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差异及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增强我国通过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评述

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化进程加快，贫困问题却依然存在。因此，实务界和学术界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贫困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政策措施。然而，专门从金融发展角度对贫困减少的影响所进行的研究则不多。本文首先对国外有关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产生影响的研究进行总结，发现金融发展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对贫困减少产生影响。然后，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论，并提出了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     

人力资本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用经济效益、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信息化、高端发展5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建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以此为基础研究我国人力资本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异质性；人力资本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文章提出加大对教育、科技的财政投入，引进国外高端教育资源和人才，完善金融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科技创新等对策建议，以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

本文应用"资源诅咒"理论假说,通过1991—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能源开发负向作用于对外开放度、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但"诅咒"效应尚未明显产生,而实施大开发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负向作用有所增强,从而导致诅咒效应明显出现。通过进一步的实证考察,我们发现能源开发在西部主要通过其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滋生寻租和腐败而引起的政治制度弱化效应这三种间接传导途径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投入是作用最强的传导因素。     

经济三重开放、产业梯度转移与区域经济差距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门槛模型实证分析经济三重开放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非线性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三重开放能够通过产业梯度转移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但不同维度对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国际开放水平对区域经济差距的直接影响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省际开放水平表现出直接负向作用、省内开放水平的作用不显著。国际与省际开放水平在产业梯度转移程度较低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转移程度较高地区对区域经济差距缩小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     

创新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的路径分析——基于江浙沪数据的研究

文章依据2000—2014年江浙沪三个地区"创新驱动"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通过"创新驱动"因素对江浙沪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路径分析发现,制度和管理创新对两省一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总影响最大,且其通过对其他"创新驱动"因素(如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机构创新)的影响,间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间接影响大于其直接影响;而机构创新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促进江浙沪三地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四大"创新驱动"因素均对两省一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产生直接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

本文对贸易和人均产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数据证实 ,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人均产出产生了正面影响 ;但国内贸易则相反 ,国内市场分割的加剧 ,阻碍了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进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另外 ,本文还发现 ,尽管人力资本对人均产出有着重要而显著的影响 ,但贸易的变化却较少通过这条途径对人均产出产生影响。     

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有显著减缓作用吗?—基于大病冲击下的微观经验证据

文章在理论假说基础上,利用2013年CHARLS数据,采用Probit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多维社会资本在大病冲击下是否仍能起到显著减缓贫困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没有大病冲击时,社会资本均可以起到显著的减贫作用.但大病冲击前后,社会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结果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降低贫困发生率的结果为:个人社会活动每增加0.1分,其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分别降低5.1%和7.5%;每增加1个社区活动场所,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0.71%和1.63%;亲友经济往来金额每增加50%,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11.9%和3.9%;家庭照料不受大病冲击的影响,且有被减弱的可能性;家庭借贷减贫作用始终不显著.即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具有显著减缓作用,与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人群交往的"桥型"社会资本比家庭亲友内部交往的"结型"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更强.文章为重视培育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发挥其非正式制度治理因病致贫的作用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计量分析

基于1990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回归分析研究了区域人力资本指标10年间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人均GDP的增长率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按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率、识字率提高率、教育投资占GDP 的比例变动和每千人医生数增长率,但它们对人均GDP影响的方向不同,这一结论不同于许多学者的总量研究结果.本文还利用因子分析进一步解释了人力资本各指标的层次结构对经济作用的影响.这对于在经济转型期深刻认识人力资本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参考价值.     

基于J-F收入法测算的山东省人力资本特点分析

文章借鉴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研究中心用J-F收入法计算出来的山东省人力资本数据,并选取山东省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人均人力资本与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与物质资本存量比率、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与GDP比率、劳动力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存量比率等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分析了山东省人力资本的特点。分析结论是,山东人力资本绝对指标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质量也有所提升,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物质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并且人力资本性别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