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激励与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基于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准自然实验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重构税收中性、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财税[2018] 70号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企业ESG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企业的ESG表现，有利于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试点企业融资约束和激发企业绿色动能转换，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不仅具有减负纾困效应，而且具有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绿色激励效应更多地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期末留抵税额负担较重的企业中。因此，建议利用多策组合汇聚合力，不断增强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利用多税共治提高政策协同度，充分释放组合式减税降费效力；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提高政策匹配性与适应性。     

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因而科学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该结论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同时期政策影响以及替换模型设定形式四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文章结论为政府部门通过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研究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我国构建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举措，凸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增值税留抵退税为企业带来政策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税收征管与纳税不遵从问题。基于2013—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结果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激励企业提高自身纳税信用等级，进而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机制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治理水平两个方面促进企业纳税遵从，且企业声誉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更能体现留抵退税提高企业纳税遵从的政策效果；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激励下，其纳税遵从度更高；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当地企业纳税不遵从行为发挥更大的抑制作用。因此，需要扩大留抵退税政策覆盖范围，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以纳税信用评级激励企业主动提升其纳税遵从度。     

增值税留抵退税的财政分担机制改革研究

增值税的留抵退税额之所以需要各级政府分担，其根源在于增值税税负跨地区转移使得纳税人的退税地与征税地不一致，进而使得收取税款和负担退税的政府不一致。如果各级政府不分担留抵退税额，将加剧政府间财政不平衡。当前中国留抵退税分担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分担比例与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相一致，但在政策推行中却产生诸多问题。解决增值税跨地区转移而产生的收益分配问题，事关留抵退税改革的成败。从财政分权、财政平衡、财税法定、分配正义理论出发，有助于厘清各级政府分担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内在逻辑，借鉴中国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的经验，以省以下政府留抵退税分担改革为突破点，通过体系化、法治化的改革举措，有助于形成科学规范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     

中国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完善研究

增值税的留抵退税政策对中小企业、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合理设计与有效执行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十分必要。目前，中国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的实施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操作实践难题。本文就留抵退税具体时间、发生争议是先退税还是解决完争议再退税、如何控制退税风险，以及作为共享税的退税层级等问题展开研究。本文提出应即期退税、先退无争议部分、利用数字手段对纳税人进行风险分析和分类管理，以及分级退税等对策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为切入点,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显著存在,该激励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得以实现。此外,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披露水平。对处于弱行业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而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本文探讨了政策激励下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增值税多档税率、资源误置与全要素生产率损失

增值税多档税率会导致抵扣链条出现"低征高扣"和"高征低扣"现象,扭曲中间投入价格,由此造成的资源误置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目前尚未有文献对此做出回应。本文扩展了Hsieh&Klenow(2009)模型,建立了包括劳动、资本、中间投入的三要素理论框架,使其更贴合增值税的基本原理。利用2007—2012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多档税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模拟不同税率简并方案的效果。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间,完全消除多档税率的影响,将会使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提升1.645%;不同的税率简并方案都能提升生产率,但单一标准税率方案具有明显优势,这一关系在多个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多档税率造成的扭曲还会传递到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由此导致的额外生产率损失分别为1.327%和0.884%。进一步地,本文利用采矿业税率改革的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减少税率差异对生产率具有提升效果这一发现。本文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证明了增值税单一税率的重要性,为通过增值税税率简并改革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了证据。     

薪酬抵税与企业薪酬安排

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是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我国2008年薪酬抵税改革为背景,研究了薪酬抵税改革所带来的薪酬税收成本降低对企业薪酬安排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抵税改革所导致的薪酬税收成本降低,提高了员工的总薪酬,总薪酬提高具体体现为员工平均薪酬的提高,而非员工人数的增加;薪酬抵税改革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的薪酬水平,并降低了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最终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效应在工资水平较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股利支付率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结果表明,薪酬抵税改革有效调节了劳动收入分配,进而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     

我国增值税收入地区分享不均衡问题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在以生产地原则为基础的课税制度主导下,我国增值税收入地方政府间的分享呈现逆向分配特征.全面"营改增"后,地方政府纵向分享增值税收入比重虽有提升,但横向分享不均衡的弊病始终存在,而当前留抵退税背景下地方政府收入分成和退税责任不匹配再次凸显了这一问题.为推动地方政府间收入均衡发展,我国借助留抵退税地方分担调整机制部分缓解了地区间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矛盾,但仍存在调整范围过窄、比例设置不科学、实施效率有待提升等问题.新时期,增值税收入地区间分享不均衡问题的解决,需要以受益原则导向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通过坚持税源贡献、税负归属、成本和收益相匹配原则合理分配地区间收入.同时,应结合消费支出、居民数量等因素推动增值税收入在地区间的加权分配,并通过建立专门的留抵退税财政调节基金、加强地方主体税种建设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效缓解地区间增值税收入分享不均衡的矛盾.     

区域医疗供给效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2～2005年省级行政单位为样本，对我国区域医疗供给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在考察期内，我国区域医疗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三大地带中西部省份医疗全要素生产率改进更快。因此本文认为从效率角度来看，现有医疗体制中存在的激励安排能够促进产出效率提高，为以后改革提供了经验。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增值税优惠政策及其税务筹划

税收筹划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增值税作为一种中性税，在优惠政策上有其特殊的内容．具有较大的筹划空间。本文拟就增值税优惠政策对增值税税务筹划做一些简单探讨。     

产业政策提升中国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提升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方式,而产业政策的有效使用将对这一过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贷支持显著促进了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市场准入则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无明显效果,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异质性和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产权、企业规模和企业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作用,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则分别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的方式影响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增值税转型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升级

通过测度中国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本文以2000—2013年间不同省市的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为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准确识别这一税收政策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攀升;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增值税转型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关键机制。该效应对于外资企业、低技术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本文对于制定助力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税收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电子商务条件下增值税纳税评估相关问题的探讨

纳税评估能够强化税源管理，降低税收风险，减少税款流失，不断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是强化我国税收日常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条件下的增值税带来了问题，对电子商务条件下增值税的纳税评估也提出了新问题。本文探讨了电子商务条件下增值税的纳税评估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生产率提升

本文从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这一现实出发，结合当前正在重点推进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重关注了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本文以大数据发展反映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状况，结合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十三五”期间的政策支持改善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而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和数据法治建设更完善的地区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智能化程度较高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地，大数据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等机制实现的；而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与技术市场等要素细分市场发展，增强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本文验证了大数据发展水平在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中的重要作用，为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     

个人所得税减税激励何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创新型人力资本为中介

个人所得税减免可有效激励员工工作,影响创新型人力资本结构和积累,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文章以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契机,选取201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18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衡量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三个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效率、人力资本成本、人力资本结构均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说明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个税改革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在规模大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非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加显著。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4—2020年中国地级市与A股服务业上市企业匹配数据，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试点政策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助于提升试点城市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工具变量检验、逐年匹配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等主要路径助推服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企业与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高知识密集度、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位于沿海城市、高法治水平区域企业的政策效果更显著。研究结论可为现阶段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产业规模偏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省级政府五年规划文本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而科学认识经济发展质和量的关系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中国省级政府“十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文本，测算了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并考察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总体上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产业规模偏好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市场竞争、阻碍企业进入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通过促进集聚效应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产业规模偏好带来的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规模报酬递减行业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地区企业；(4)虽然产业规模偏好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有效增加了企业层面的投资、销售收入和税收。本文对于新发展阶段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设计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