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能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

统筹财政可持续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明确财政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本文构建溢出-吸收模型，从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等维度，剖析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及路径，进而构建企业层面空间权重矩阵，利用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与考虑内生性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进一步提出溢出企业财政补贴核算方法，并结合变量重构和多重中介效应理论思想，构建溢出效应形成机制检验框架，基于该框架的实证检验支持财政补贴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这一论断。本文拓展了财政补贴的相关研究，并为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营改增"对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兼议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引进

"营改增"政策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不仅会对企业税负产生影响,而且会改变企业的行为.创新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营改增"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实证研究尚属空白.基于此,文章以2008?2013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改增"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显著地降低制造业企业以专利为表征的自主创新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自主创新意愿的降低并没有对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企业价值造成影响;"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自主创新意愿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引进水平.文章的研究弥补了"营改增"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研究空白,为"营改增"政策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对于制造业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及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研发支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应对经济风险能力至关重要。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发布的2016年为时点,选取2010—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十三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显著高于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研发水平较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政策变动的反应高于研发水平较高的企业。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研发支出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存在“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支出增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且非国有企业的传导机制更为显著。     

要素流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国有部门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针对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估计框架得到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致性估计,并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上世纪末以来国有部门改革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抓大"政策使国有部门通过企业优化重组和部门内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提升了国有部门和制造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而"放小"政策尽管对国有部门生产率有一定负效应,但通过部门间要素流动促进了制造业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并贡献了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25%。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来自中国内地26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17年中国内地261个城市数据为例，运用非线性门槛模型与动态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分别基于协调、非协调与空间溢出情境，对制造业集聚布局与城市化发展协同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行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虽然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双轮驱动更能助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当城市化水平超过0.424 1、制造业集聚度小于0.706 7或超过1.291 1时，非协调协同驱动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激励机制便会失灵。全样本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能够为整体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机遇。但长期来看，地区间要素流动和重组将引致绿色先行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稳态微妙失衡，从而导致期望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路径中断。异质性城市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当前绿色极点仍集中在新一线、一线与二线城市，三线、四线与五线城市的绿色极化效应尚不显著，区域间绿色回流与溢出效应尚不明显。     

集团公司董事会建设与央企全要素生产率——一项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SCI

本研究以国务院国资委主导的央企控股集团公司董事会建设为准自然实验,以2005—2018年央企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该项控股集团公司治理改革对下属子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集团母公司董事会建设提升了所控股制造业上市子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董事会的成立对母公司现有监督治理手段与条件产生了补充作用,在高管纵向兼任较少以及母子公司地理距离更远的样本中,集团母公司董事会建设对上市子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中介效应分析得出集团母公司董事会建设主要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改善信息环境以及缓解政策性负担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促进作用。在集团母公司存在超额控制权、上市子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以及非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样本中,该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从控股股东自身治理改革视角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明确了顶层治理结构设计的重要意义,为提升央企资源配置效率、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路径参考。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一个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地理距离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能否帮助本国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研究价值的问题。本文基于1998—2003年近百万个制造业企业样本,重点考察FDI对内资企业的净效应,亦称溢出效应。在利用Olley-Pakes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溢出效应明显呈现出地区性的特点,即外资能够帮助其周边地区同行业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对较远地区企业影响不大。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地理距离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能否帮助本国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研究价值的问题。本文基于1998—2003年近百万个制造业企业样本,重点考察FDI对内资企业的净效应,亦称溢出效应。在利用Olley-Pakes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溢出效应明显呈现出地区性的特点,即外资能够帮助其周边地区同行业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对较远地区企业影响不大。     

“营改增”的影响效应研究——以上海市的改革试点为例

本文选取上海市的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和建筑业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关的24个序列,利用TRAMO/SEATS方法对"营改增"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短期来看有限,"营改增"对通讯业和建筑业的改革红利预期较低,说明本轮较窄范围内的试点改革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还未充分显现。最后,以分析结论为基础,就今后"营改增"的实施路径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吗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制造强国、推动综合国力提升的新引擎。在对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人工智能创新指标体系,基于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存在明显的地区、行业、所有制企业异质性,人工智能通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精准匹配等中介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资产总额、前五大股东集中度、员工数量等均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绿色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绿色金融对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②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战略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参考.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营改增”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稳增长”目标下如何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数字新动能培育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议题。本文以“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为例，使用三重差分方法(DDD)考察了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改增”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表明，“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服务外包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并加快设备更新迭代，由此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营改增”更多推动了东部区域企业、民营企业、成熟期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转型方向看，“营改增”有助于企业向底层技术方向实现深度转型。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涟漪效应”,带动下游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从税制改革角度，为化解当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

"营改增"是我国税制改革史上的重要举措,能够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和深化产业间的专业化分工,但是其作用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上下游企业要有足够强的关联,二是上游企业必须是增值税纳税企业。本文基于中国135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服务业和上游行业之间的产业互联程度,将其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进行匹配,采用三重差分法(DDD)评估了"营改增"对企业减税和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1)"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严重依赖于产业互联和上游行业的增值税税率,"营改增"企业的平均税负没有出现显著下降,但在具备产业互联的企业中产生了明显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2)"营改增"之后,服务业企业可以将中间投入在纳税时扣除,因此有效地推动了跨地区的分工与协作。(3)"营改增"还促进了企业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营改增"制度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包括税率的设定等。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机制检验中,采用两种常用的中介效应检验法,同时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以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营改增”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行为和财务绩效的影响

"营改增"作为我国近年来最重要的税制改革措施之一,影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营改增"两次"扩围"时间分为三个阶段,检验"营改增"对上海市、"8省市"和全国范围内试点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效应。研究发现,"营改增"后,企业负债水平显著下降。此外,根据增值税可抵扣原则,税改后企业留存收益增加,从而有效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后,由于分工细化积累的差异化优势,使得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显著提高。     

人才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地方政府人才治理视角的研究

本文使用2001—2016年我国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针对人才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对人才政策予以定量识别,并与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地方人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而言,人才政策出台数量平均每增加1条,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0005。机制检验证明,人才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纠正人力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企业及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及非高技术产业。以上发现对于当前地方政府人才治理体系建设具有较大意义,对如何完善政府人才政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     

“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

"营改增"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城投债规模增加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法考察"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识别出地方财政赤字的中介传导作用。研究表明:处于实验组的城市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前没有因减收的预期而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地方政府显著扩大城投债规模,这种现象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是"营改增"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中介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解释城投债发行规模在国家管控下不减反增的原因,并为如何在"营改增"背景下规范发展城投债提供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