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会促进投资吗——基于中国对非洲援助及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和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了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对其投资的影响。在控制了市场、资源、人口、开放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因素之后,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援助与投资的关系随着援助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趋势:投向社会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会加速促进中国对非投资的增长;投向经济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对投资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与此同时,直接流向东道国生产性部门和政府的援助与中国对非投资则呈"U"型关系。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因素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OBOR)国家的投资(OFDI),本文利用中国对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2006—2014年的投资数据进行二阶最小二乘回归,得出结论:中国倾向于向经济发展水平高、腐败控制程度低、资源损耗低、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进行投资,这些东道国因素的作用都是显著的。本文建议中国加快基础建设援助,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营造良好环境,合理利用投资获取OBOR国家资源禀赋,同时重视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与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非洲39国面板数据

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一直受国际社会质疑,本文总结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影响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通过构建包含基础设施质量与数量2个维度16个指标在内的基础设施变量,并运用39个非洲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对这一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市场、资源、开放程度和人口等因素后,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与直接投资呈显著的正向作用;受援国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援助的主要考虑因素,中国现有的基础设施援助尚不能显著提高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整体水平。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理论上回顾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以非洲33个国家为样本,运用2002～2006年的数据,建立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关系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存在着互补效应;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拓展非洲市场有利于创造中非合作双赢局面.     

中国向非洲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研究--基于2003-2011年面板数据

基于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非洲39个国家直接投资对中非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对中非双边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东道国GDP的规模对中非进出口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国家间的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不形成阻碍,但双边投资协定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不一。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效应关系研究

本文选用引力模型,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非洲46个国家2003-2008年我国对其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贸易效应作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对贸易起促进作用。同时我国对非洲各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按照国家类型分类来看差异显著。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本文提出了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对非直接投资和贸易的发展。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环。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特征和空间关联,本文运用2005—2015年中国对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证实了第三国效应的三种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第三国市场潜力和第三国不可测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但这些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异,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阻碍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关注自然资源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及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103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对其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情况进行分析,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全球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但不同类型国家投资便利化指数的动态演进差异性较大,非“一带一路”国家和OECD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更高,但其特征分化也更明显;投资便利化指数存在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而空间因素能够加快收敛速度。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不仅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而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营商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金融服务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次之。本文揭示的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的时空特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来自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对比的经验证据

中国将对外援助与贸易促进相结合的经贸合作方式被以欧盟为主的西方国家视为"新殖民主义",但欧盟作为非洲国家的前宗主国,援助与贸易是其保持在非洲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那么,中欧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是否存在本质不同?为回答此问题,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和欧盟对非洲30个国家的援助数据建立引力模型,以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双方的对非援助均有贸易方面的考虑,援助的贸易促进动机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特点,也不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唯一动机,"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无从谈起。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积极探索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新模式,加强与欧盟国家在非洲的合作,实现三方合作共赢。     

中国OFDI与东道国环境质量: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从FDI来源国的角度,分析中国OFDI对各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借助Copeland-Taylor模型,本文建立了中国OFDI通过影响东道国单位产出污染密度,继而影响东道国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以及168个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指数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考虑到中国OFDI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差异化投资,本文进一步对各东道国(地区)按收入水平分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OFDI规模的增长总体上促使东道国(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但从人均排放的角度,中国OFDI显著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提高了东道国(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显示,无论在污染排放总量还是在人均污染排放量方面,中国OFDI改善东道国(地区)环境质量的效果在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更为明显.     

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

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援助已成为推动国际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使用2001—2017年40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援助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提升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显著加强了出口贸易的提升影响；第三，对低收入和沿海国家的援助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四，援助具有门槛效应，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促进出口贸易。为提升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应完善援助与贸易互动发展机制、增加基础设施援助、推动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配置、增加对低水平国家的援助。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阿基米德杠杆”:贸易、合作与援助

如何利用贸易、合作与援助的先行优势,推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当下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结合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本文考察了先行贸易、对外合作与援助对中国企业ODI区位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合作对企业ODI的引导作用最强,贸易次之,援助最弱;引入制度距离分组,贸易与合作对企业ODI的促进作用在两组样本下基本接近,而援助则只有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才显著;对不同类型援助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与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提供资金与提供技术都能够为ODI带来正的影响,但前者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肯定了贸易、合作与援助对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7—2015年"一带一路"44个国家税收数据为样本,编制国家税收竞争力综合指数,测度"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水平,并基于GMM模型实证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发展中经济体税收竞争力两极分化明显,发达经济体税收竞争力水平较高;(2)"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税收负担竞争力和税收管理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贡献最大;(3)由于税收竞争力差异的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一带一路"市场规模较小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4)经贸合作区的设立可以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东道国制度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GMM的经验考量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的效应不同,本文运用GMM方法并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世界187个国家(地区) 2003—2015年的跨国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东道国制度因其不完善而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欧洲地区将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发挥应有效力的落脚点。鉴于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发展中经济体,并借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沿线亚洲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2007—2015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他变量技术禀赋、政治稳定性以及与东道国的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子样本的检验中,子样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而且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也各不相同,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中国对非援助始终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援助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并采用2000-2015年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援助显著地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不同类型援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其中,非转移支付类援助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倒U型的;而公共支出类援助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为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展示了中国援助非洲效果的整体图景,对客观认识并进一步开展中国对非援助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路径研究

基于2003—2017年65个国家的数据,文章构建了个体固定效应下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和传导作用机制,并将65国分成逆梯度组和顺梯度组进行对比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经济规模这一中介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起推动作用,其次是技术溢出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最小;(2)在全样本组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一链式传导路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3)顺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与全样本组相同,而在逆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则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并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链式传导机制作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