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制度障碍与先行贸易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利用截断泊松与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从制度障碍与先行贸易的视角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机制。基于不同类型制度距离与制度质量的分析表明,中国与东道国的管制性制度距离并不会成为企业进入的障碍;对规范性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国家,规范性制度距离也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在规范性制度质量优于中国的国家,规范性制度距离才会成为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的障碍;通过与目标国家先进行贸易,可以降低这种制度形成的障碍,提高中国企业进入的概率。     

中国参与WTO贸易援助所面临的问题评析

贸易援助是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要形式,中国在WTO贸易援助倡议的启动、后续工作及实际参与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转变让其他国家产生更高的援助期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贸易援助是其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形式,其本质是基于平等理念的合作,是贸易援助的补充形式。中国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应当尽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并在此过程中提供适当援助。完善对外援助法律制度是顺利开展贸易援助、实现援助目的的保障。     

开拓南南合作新局面——中国对外援助70年成就巡礼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即开始提供对外援助,至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纵观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国初期,重点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强;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十八大以来,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大力推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过7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对外援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中国来说,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对受援国来说,中国对外援助推动了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70年来中国对外援助真正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援助有效性的研究

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还发现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对援助有效性的影响不明显,但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有效性受到其收入水平的影响,援助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此外,'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资源禀赋、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及腐败程度也会显著影响其经济增长。     

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探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导致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经验不足,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方面缺乏合理的参考依据．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工资水平、两国贸易量、两国距离、汇率水平、国家类型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计颦分析模型,采用2009年的截面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赍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本文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供了可能的解释,进而指出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化提供了建议。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欧盟国家的样本数据考察

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选取欧盟23个国家为样本，利用2005-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系统GMM检验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首先利用金融发展指标进行检验，其次再将总体指标细分，分别对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发展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同时，其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都会对投资产生促进作用，金融机构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此外，当加入东盟国家扩充样本容量后，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为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扩大对外交流，加强同高水平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提升国内金融业发展，加强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完善风险防范体系，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保障。     

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本文匹配了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记录和地区方言多样性数据集,以方言多样性作为中国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衡量方式,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且该关系在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成立;方言多样性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本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适度范围内,方言多样性作为地区文化包容性与开放程度的重要体现,对吸引外资进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过度的方言多样性则会加大心理距离,阻碍人力资源积累和外资进入;完善的法律制度会放大方言多样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为理解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补充.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助力母国贸易——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周边国家投资的经验验证

本文在充分梳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基于围绕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影响的框架,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向一带一路周边国家进行投资所带来的贸易效应分析,并由此引出外向型直接投资对拉动经济作用。本文利用2004年-2014年中国出口贸易流量与直接投资的截面数据进行引力模型的回归测算。实证检验了样本GDP、样本国与中国之间的距离、两国是否属于同一个贸易集团以及外向型直接投资对中国与样本国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被投资国家的GDP越高,意味着该国的市场就越大、进口能力越强;被投资国于中国距离越短,意味着运输成本就越低,则中国外向型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贸易所带来的正的影响就越大。     

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来自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对比的经验证据

中国将对外援助与贸易促进相结合的经贸合作方式被以欧盟为主的西方国家视为"新殖民主义",但欧盟作为非洲国家的前宗主国,援助与贸易是其保持在非洲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那么,中欧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是否存在本质不同?为回答此问题,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和欧盟对非洲30个国家的援助数据建立引力模型,以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双方的对非援助均有贸易方面的考虑,援助的贸易促进动机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特点,也不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唯一动机,"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无从谈起。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积极探索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新模式,加强与欧盟国家在非洲的合作,实现三方合作共赢。     

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ODI)过程中,合理选择投资区位是关键问题,关系到对外投资活动是否成功。目前基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家层面,而本文以江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江苏ODI区位选择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江苏ODI区位选择存在的问题,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各因素对江苏O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提出优化江苏ODI区位选择的对策,为江苏省ODI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2009—2021年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制度质量在当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作用；分指标中金融发展规模、深度和稳定性对中国OFDI促进作用同样显著；金融发展与制度质量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其在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创新在于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包含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同时，不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以RCEP成员国为考察对象展开研究。因此文章为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高效、高质量地在东道国展开投资，合理利用当地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降低投资风险提供了实证经验，有助于深化我国与RCEP国家投资合作。     

中国企业ODI在欧洲的发展现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规模和结构不断优化,现选择长期以来与中国有着良好经贸关系往来的主要欧洲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该区域的发展现状、行业及地区分布、投资结构及影响因素等,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选择、投资领域以及经营范围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对非援助会减轻腐败对投资的“摩擦效应”吗——兼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经贸合作策略

提升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其中对非援助和对非直接投资是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两大核心.本文采用2002-2013年47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腐败的内生性以及使用全球清廉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和2SLS方法,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和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非洲国家的腐败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具有“摩擦效应”,不存在“润滑效应”;(2)中国对非援助通过“基础设施效应”尤其是经济基础设施的改善,对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样本回归显示,中国对非经济基础设施类援助能有效减轻东道国腐败对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生产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援助对直接投资的直接促进作用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使用撒哈拉以南非洲样本和利用投资项目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仍然得到稳健性结论.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对外援助的必要性分析

从建国起,中国有着60多年的对外援助的历史,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以建国初期到1978年之间,中国政府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指导下的援助。在这一时期内,考虑到地缘政治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因素,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倾尽全力来帮助社会主义阵营的待援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援助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改变。中国改变了以往的超出国力的以物资为主要形式的对外援助,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交往为形式的对外援助。经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加趋于成熟。本文结合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迁,阐述并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必要性。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跨国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借鉴Mishra等(2011)所构造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全球112个经济体2000-2012年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并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国际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将拓展本国服务业生产技术边界,有助于提升母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外直接投资对发达国家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较高的解释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技术创新能力、产权保护制度、服务贸易开放度等都是影响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援助工作改革的思考

为了适应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本文就我国对外援助工作所面临的问題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提供援助方式要多样化;对不同国家提供的无息贷款要区别对待;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提供物质援助要与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相结合;向受援国提供小额赠送要与宣传、推销我出口商品相结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