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1996年2月-2020年1月35个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股票型基金微观数据,实证考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下降,这一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为显著。受国别因素影响,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国外汇风险暴露水平更高、国际金融一体化风险更大、与美国直接贸易联系更紧密,受到的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更高的利率水平有利于缓解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处于研发密集型行业下游和邮政通讯、金融商业服务等行业下游的经济体影响显著。渠道分析表明,全球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的国别风险情绪变化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主要受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加征关税会显著降低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在金融开放进程中,新兴经济体应防范外部不确定性引发的资本流动剧烈波动风险,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     

国际资本流动特点、趋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2012年以来,国际资本流动跌宕起伏,欧债危机成为影响资本流向的主要因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持续低迷,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深度萎缩,新兴市场资本流向反复逆转。短期看,美国财政悬崖是影响资本走势的首要因素,热钱大规模流向新兴市场的可能性不大。中长期看,欧债危机仍是影响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发达国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是热钱流动的潜在推手。对我国来说,如何增加资本管制的有效性、     

金融发展与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基于PSTR模型的非线性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市场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开放在给新兴市场带来境外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剧了新兴市场境内资产价格和汇率的波动。基于非线性分析框架,本文探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并结合金融发展水平考察两者之间关系的渐进演变,比较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在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中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投资有促进效应,且该效应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强,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资本账户开放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证券投资规模,只有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资本账户开放才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证券投资规模;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的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转换速度更快,即受金融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动态效应更加显著。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研究:来自新兴经济体银团贷款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面临外部风险冲击因素明显增多,其中以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影响最为突出。为系统评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市场主体融资的影响,利用1989年1月至2019年7月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以及38个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数据,实证分析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企业融资存在溢出效应,即随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渠道包括美元贷款和美国银行贷款等,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美元和美国银行贷款路径显著提高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仅通过美元贷款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产生溢出效应。     

我国短期跨境资本外流风险与监管政策选择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新兴经济体普遍呈现出短期跨境资本外流现象。本文透过新增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幅、本外币存款同比增速、国际收支差额等指标走势,分析了我国短期跨境资本外流迹象,阐述了导致目前短期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债务走势、风险及启示北大核心CSSCI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恒大等房地产巨头接连在债务市场违约凸显化解企业债务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紧迫性。基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比较视角,运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从企业债务规模、增速、部门结构、币种结构多个维度全面分析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发展现状、债务过快增长的成因及其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杠杆率上升既受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国际金融监管政策强化、经济增速周期性下降、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又是银行信贷资金的所有制偏好、企业投资回报率偏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效应等微观因素作用的结果。企业杠杆率过快上升不仅影响了新兴经济体金融体系稳定,抑制投资和经济增长,而且还使企业面临流动性、偿付能力、债务展期等风险。为应对中国式企业高杠杆、防范或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建议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完善企业资产重组和破产清算程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波动

本文使用1990年以来10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数据,探究了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汇率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发达经济体,有强烈的证据表明本国和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都增加了汇率波动;而对于新兴经济体,只有本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才会增加汇率波动。另外,宏观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汇率波动,但其影响程度远小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RCEP签署对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处于持续低迷状态,全球贸易增速放缓,FDI等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大幅波动,各国差别化宏观政策加剧政策溢出效应,美国退出TPP和英国脱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分化加速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特朗普针对特定产品和某些国家加征关税的举措,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改善而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新兴经济体资本跨境频繁流动,加剧了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随着东南亚地区新兴及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上升,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发展。本文客观阐述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现状,从贸易和投资角度简要分析了东亚区域合作对区域外核心经济体的依赖程度及区域内产业和供应链的相关度,从各国学者观点概述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从国内行业机遇和区域贸易结构方面探究了RCEP的签署对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外溢及其应对研究——基于E11国家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为了遏制高通货膨胀率，美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频繁调高基准利率，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使新兴经济体遭受货币贬值与资本外流的风险。本文利用1993-2021年11个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指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外出口、股票交易以及汇率等变量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在实体经济渠道和金融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产生明显外溢影响。在当期就会出现大幅度的负向冲击，之后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基于此，中国应加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研判，以便及时采取对冲性政策，缓冲政策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坚持推动金融领域制度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和汇率形成机制，有效提升金融领域防范风险的能力；要与新兴经济体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政策联动，共同抵御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     

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2007年以来,中国发生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增加,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利用全球149个经济体1992-2015年的年度数据,采用不同的实证方法进行一系列分析后发现:突然中断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但对不同汇率制度经济体的影响却不一致;在发生突然中断时,弹性较小的汇率制度下的经济体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汇率制度弹性较小的经济体通货膨胀水平通常较低,价格稳定有利于出口,从而有利于经济的恢复.这一发现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生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危机时重新回到盯住汇率制度的做法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也为我国在增强汇率制度弹性的改革过程中有效应对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冲击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