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基于地理信息数据的实证考察北大核心

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西方国家塑造并长期主导着全球援助体系,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援助格局。作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以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为例,将援助项目位置与非洲民众对政府绩效评价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对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包括安慰剂检验在内的多种方式确证结果有稳健性。研究表明中国援助有效提升了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同时期的西方援助对提升非洲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则无明显作用。中国援助项目可能通过推动受援国经济增长和提振民众发展信心两个渠道提升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作者揭示了中国援助如何在治国理政维度增强受援国的政府能力,进而推动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这与西方援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上乏善可陈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发现是对中国援助的“新殖民主义”叙事的有力反驳。中国未来应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体系改革。     

制度质量、对外援助和受援国经济增长

对外援助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双边合作的重要举措之一。文章采用2000～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援助的内生性及使用全球治理指数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和制度质量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是基础设施援助能够有效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良好的制度建设是受援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分样本回归显示,受援国制度质量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是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效应在亚欧受援国表现明显;拓展分析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和OECD国家对外援助呈现出"1+1>2"的效果。为提升中国对外援助的效果和质量,中国需要改进对外援助结构,加强对援助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减少受援国制度风险的影响。     

互利共赢: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出口能力提升

文章利用2002～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提供的援助与受援国出口数据,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受援国对华出口规模扩大,提高了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这对于提高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和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来说都是有利的,符合中国对外援助"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符合受援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品,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产品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但并未促进农产品等非制造业产品以及初级品和资源品等制造业产品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从而较为全面地驳斥了西方国家提出的"资源掠夺论"等负面观点;中国对外援助不仅促进了非洲国家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也促进了非洲以外其他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尤其是中低收入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中国"促贸援助"并未显著促进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受援国工业发展在中国对外援助促进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提升方面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澄清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几种误解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对外援助迅速兴起,援助范围与规模不断扩大,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是最近才开始对外援助的吗?中国的对外援助是要搞新殖民主义吗?中国的对外援助妨碍了受援国的发展了吗?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为了驱逐西方国家吗?这些问题近年来备受西方媒体关注,甚至产生误解,文章对此一一进行了辨析。     

中国对外援助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研究

文章在核算出中国对部分非洲国家援助额的基础上,选取了15个非洲国家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且对进口成本的影响效应略大于出口成本;受援国人均收入、人口、制度、基础设施质量、贸易开放度等国内因素的改善均能显著降低其出口和进口成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则会增加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丰裕的自然资源可以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但会提升其进口成本。     

中国对外援助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内容提要文章在核算出中国对部分非洲国家援助额的基础上,选取了15个非洲国家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且对进口成本的影响效应略大于出口成本;受援国人均收入、人口、制度、基础设施质量、贸易开放度等国内因素的改善均能显著降低其出口和进口成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则会增加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丰裕的自然资源可以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但会提升其进口成本。     

对外援助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国家风险视角

对外援助和OFDI是我国构建“双循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抓手，而国家风险是近些年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首要挑战，直接威胁投资安全和投资效益。基于此，本文以我国2000—2018年对外援助和OFDI数据为样本，构建对外援助、OFDI和国家风险的计量模型，探索对外援助对于OFDI的风险缓释机理，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我国企业向受援国的OFDI流入，我国对外援助每增加1%，流入受援国OFDI会增加0.1208%。第二，我国对外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国家风险，发挥风险缓释作用，尤其是对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作用明显，进而可稳定和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向受援国家流入。第三，对外援助对OFDI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基于商业目的的援助相比基于发展目的的援助更能促进OFDI，并能显著抑制国家风险，而技术和资金援助相较于直接提供物资和人力援助，可以更好地促进援助国能力建设与治理改善，对OFDI发挥直接和间接正向影响。第四，对外援助的风险缓释作用存在明显的“非利他主义”和“挤出效应”，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对外援助在OFDI领域存在明显竞争关系。     

国际援助再分类及其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

国际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影响在学界并没有一致的答案，文章从不同类型国际援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的角度再次探讨这一问题。文章的主要工作有两点：一是对援助类型的重新分类；二是根据新分类的援助，实证分析不同类型援助的异质性影响。首先，基于中观经济学对生成性资源的分类方式，文章提出资源配对援助法，将国际援助分为了商业性援助、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三类，并与经合组织债权人申报系统相衔接，建立了分类后的国际援助数据集。然后，在实证分析部分，分别研究了援助总规模和不同类型国际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援助总规模对受援国的经济正向影响显著。同时，开发性援助和公益性援助存在门槛效应和滞后性，两者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开发性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要强于公益性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的减贫效应:基于时空估计策略的研究

随着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合理评估“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减贫效应对回应外界质疑和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本文采用时空估计策略回归分析中国援助项目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多维贫困的影响,发现中国援助总体有效降低了附近居民贫困程度。机制分析表明,中国援助不仅能够通过调整居民就业结构,带动当地工业发展和提升经济表现增加居民收入,还能通过提高公共资源可获得性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进一步地,当地受援强度、项目类型、受援国政府治理和自生能力差异均使援助减贫效应产生异质性。本研究推进了对中国援助有效性的认识,为进一步优化中非国际发展合作机制以提高援助减贫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策通财

中国每年给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为了支持一些国家抗击自然灾害的损失，重建家园，为了帮助一些国家克服各种事故造成的困难，为了一些国家的发展项目，中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必要的无偿援助。这些援助是道义上支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为了提高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多年来我们逐步改进了对外援助模式，将对外援助改成在中国采购，或有中国负责在受援国进行施工，帮助中国公司的发展，一举两得。     

中国国际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包容性发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包容性发展是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增长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迅速发展,对于引领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国际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公共支出水平与居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官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且集中于“一路”国家、较低制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作用兼具短期与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全面评价中国国际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促进双边互利共赢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范围与地域不断扩大。中国对外援助在促进共同发展、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外援助日渐成为中国经济资源与权力转化为影响力与软权力的政策手段和治国方略,受到国内社会大众、国内外学者与政策实践者的关注。中国对外援助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民生事业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与国家战略目标、战略能力等密切相关。然而中国学者并未足够重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战略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作者试图以战略概念和视角思考中国对外援助战略目标的内涵,涉及发展领域的战略关切、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之间的平衡等因素。中国政策实践者需要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密切结合起来,凸显对外援助的战略意义,提升对外援助集中、决策、协调、规划、动员等战略能力,平衡不同利益诉求与地区战略布局的轻重缓急,围绕和平发展的大战略目标促进共同发展并且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有效性与国际责任角色。     

新时期对外发展援助:加拿大的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外援助既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也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外交工具。伴随着中国正在成为新兴的对外援助大国,探讨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以加拿大为例(1),总结了西方对外援助的特点,包括设立严格的资格审核条件;为提升援助有效性,注重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重点援助核心领域和弱势群体;关注人道主义和健康领域的援助;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对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的资助等。尽管近年来西方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时常受到质疑,加拿大的经验对于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提升发展有效性,加大对人的生活和发展需求的援助,注重国际发展学科建设,建立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以及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知识储备。     

中国愿与非洲分享减贫经验

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中国一直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医疗等方面的援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去年底，中国已累计对非洲、亚洲、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的49个国家，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应受援国要求，中国一直向部分发展中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自1963年以来，先后派出援外医务人员约2万人次，遍及亚、非、拉和东欧的65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为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重视援外培训工作，迄今，已有近10万名官员及管理和技术人才来华参加了培训和研修。     

对非援助与中国产品出口二元边际

文章使用2000～2013年Aid Data数据库中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BACI数据库中的中国对非产品出口数据、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中的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相关指标,采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中的非洲国家与中国投票相似度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受援国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且这样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共同实现的。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改善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进而使中国对受援国产品出口显著上升。该结论说明中国对非援助不但会提升非洲国家人民的福利水平,也会促进中国的产品贸易;对非援助实现了"双赢"局面,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对内部冲突中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以国际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与跨国企业的影响。从理论上看,国际投资可能会引发冲突,也可能会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但研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内部冲突影响的实证文献几乎没有。作者基于2004—2016年中国对115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OFDI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有助于增加民众参与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以上发现体现出中国投资对东道国内部稳定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全球援助治理改革与共同体构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援助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新兴援助模式对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北南传统援助模式形成冲击，引发了全球援助治理是否需要改革之问。作者以世界体系相关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个维度论证全球援助治理改革的必要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旨归提出一个包容性的全球援助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当前的全球援助治理在价值之维体现为传统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内化的不平等性，以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对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影响为表征；在制度之维呈现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不平衡性，即传统援助国相对于受援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制度性领导和相对于其他援助国在全球援助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工具之维表现为受援国对传统援助国的依附性，即传统援助国对发展援助知识的垄断性和内在矛盾性。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了治理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全球援助治理改革应以价值之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之维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工具之维的发展理性，实现治理结果的有效性，促进受援国实现“发达的发展”。     

达则兼济天下对外援助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风采

2011年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对外援助政策、资金、方式、分布、管理以及援外国际合作的成就。对外援助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中国同发展中国家     

以爱及天下的胸怀做大做强援外培训事业

“60”一甲子，今年，中国对外援助事业整整走过了一个甲子。但在这60个年头里中国先后为17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华培训了近12万名官员和技术人员。随着援外培训规模的扩大和培训项目质量的提高，援外培训成效日益显著，越来越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和好评，在我国的对外援助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历来也很重视对外援助工作，尤其是援外培训工作。     

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北大核心CSSCISSCI

几十年来中国对非洲大陆提供了大量农业方面的援助,以促进当地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虽然中方援助者始终在积极尝试改进援助方式,但总体来说农业援助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仍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作者通过回顾20世纪60-70年代至今的各种农业援助形式的表现,尤其是对当前正在开展的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进行案例研究,反思中国援助项目在非洲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和难以持久的原因,并探寻进一步改善援助效果的方法。作者认为对非洲援助形式的演变与中国自身的市场改革过程密切相关,援助项目逐步市场化运作体现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但非洲农村的独特环境对实施项目的中方企业提出挑战,援助者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仔细摸索可行路径。同时,中国农业援非的探索过程也反映了国际发展援助的普遍困境,在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时,外来援助往往无法融入当地社会,达成本质内生的转变。问题的解决要求援助者转变思路,不以外加标准来衡量援助效果,而应将援助视为协助当地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助推器和润滑剂,并从受援国长期整体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对援助作用进行全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