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基于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土地承包法的颁发与实施是为了赋予农户安全稳定的农地产权，以加快农地市场流转，促进农地有效、可持续利用。但由于农村土地政策在实施上长期过度依赖于农村集体，因而出现偏差。以农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为初始形式的农地登记制度的引入，提高了国家对农民合法土地权利的保护力度。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发证在使农民获得完整的合法土地产权、增强农民对土地权益的了解与信心、对抗农村集体干预、降低土地交易成本等方面创造了有利于农地市场流转的条件。江苏南通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农地承包经营权发证率较高的地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越发达，农户对农地产权稳定性信心越高，农地交易费用越低。中国有必要按照规范土地登记制度要求，继续农地登记制度建设。以彻底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地产权私有化与土地规模经营——东亚地区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运行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土地经营细碎化,无法取得规模经济.目前理论界有观点认为使农地产权私有化,可以促进土地流转和集中,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获得规模经济.通过对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农地制度变迁与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的研究,表明农地产权私有并不必然产生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上升,土地产权的私有化既不是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可以考虑在维护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及其产权安排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功能,克服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在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鼓励以多种形式流转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发展多种规模经营主体、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近十年农村土地流转研究：一个文献述评

土地制度创新一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创新,搞活土地流转,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根据对学界农地流转文献的梳理,可以总结如下结论：在土地流转中要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要根据农民的意愿进行流转;各地农民土地占有及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在农地流转中要因地制宜,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尽可能减少农民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要加快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论我国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变迁

我国现行土地法律制度与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现实已经不相适应.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农地的产权残缺及其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的日益强化,限制了农地的流转,而经济主体对潜在利润的追求又诱致着新的制度变迁.为此,需要对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或调整,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关于农用地流转模式的探讨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闲置的有效途径,但目前,农地流转程度很低,绝大部分仍处于小规模、分散经营状态.因此,深入、系统地分析农地流转模式及如何合理地选择土地流转模式,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形成农民土地流转的动力.     

农地制度对农户经济地位影响的历史分析

我国的农地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对应四种模式。现行的农地制度的缺陷有三方面：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明确，土地产权各项权能模糊，缺乏土地流转机制。农地制度影响农户的经济地位，农地制度要创新。     

我国的农地制度与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变革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个阶段.实践证明,现阶段的农地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在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对农地征收税赋制度、国家征收和征用农地制度、村级自治组织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必须实行农地所有权国有化;农地产权家庭化,同时,国家应及时调整对农村的财政、征用农地和税收政策;制止村民自治组织政权化,大力精简县、乡(镇)、村的机构与人员;逐步取消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综述

对我国近几年关于农地制度中农地产权、农地经营主体问题、农地流转制度的理论探讨进行了综述。     

北京郊区农地流转机制研究

本文分析总结了北京郊区农地承包经营及流转的主要做法、经验和模式,分析其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最后提出了完善农地的产权体系、建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加强对农地流转的管理服务机制等政策建议。     

重塑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现行农地制度混同了农村社区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正义和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其深层次利益动因是国家通过其基层代理人--社区组织替代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土地所有权从而获取制度收益.重塑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实质是以增进农地使用效率和满足农民的土地利益诉求为目标的制度变迁.新的制度安排的核心内容是:使农民成为农地的终极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民的直接主体,两者通过产权联系构成一个复合主体系统.     

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兼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之困境与突破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的制度安排所存在的缺陷,既不利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也制约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深化改革。在现有法律支持下,坚持现行土地所有制、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和确立产权代表、赋予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权能,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对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要求。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     

安徽农地承包经营权规模化流转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安徽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稳步增加,规模逐渐加大,对促进农业增产和农业现代化效果显著,对农民增收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也有积极影响。农地规模化流转及经营完善了农业家庭承包的经营结构,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可以与农户经营互荣共存。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要注意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结合。     

失地农民权利保障视角下的农地产权制度研究

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在土地被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中,被迫失去原来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和就业机会。当前的法律法规对于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社会状况,因此,有必要对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及其缺陷进行分析,从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入手,改善农地承包关系,更妥善地解决当前中国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问题。     

农民财产权收入的土地财产权结构新探——权利束的法经济学观点

财产权制度通过界定农村土地财产权、调整农村土地市场交易行为而成为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核心制度.反观现实中法律制度对农村土地财产权转让的制约,农村土地市场交易受到限制,造成农民财产性收入取得程序、方式以及效力方面的困境.反思大陆法系传统财产权理论,从权利束的法经济学观点出发找寻农村土地财产权结构的基点,以定限物权为核心设...     

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江中下游四省的农户调查

研究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地流转,有助于提高粮食主产区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我国粮食安全水平。根据农户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logistic方法对农户实际的农地转入转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农户的种植经营实力、综合经济实力、农业人力资本、农业固定资产、农忙时农活工价比、地域差异等对农地转入转出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户的种粮补贴金额、满足口粮程度、土地政策理解程度对农地转入转出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应从明晰农地产权、以人为本、以市场为导向等方面采取措施来促进粮食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     

农村股份合作改革之法律视角初论——以农村社区几种具体改革模式为讨论基础

选择南海等地的衣村股份合作的实践为基础,考察农村股份合作的利弊得失。我们认为,通过农村股份合作改革,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能集中统一行使的目的,农民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转化为股权,并对衣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机构改造,保障了成员权的落实。但是,现行各地实践也存在诸多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农村股份合作首先要讲究公平,其次考虑效率,国家应从政策层面加强对农村股份合作改革的规范指导。     

土地流转信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融资方式的新探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在此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信托受到各方关注。相比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融资方式,土地流转信托在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发挥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融资功能,找到了一种既让农民流出土地后获得稳定收益,又帮助各类主体流入土地后获得足够金融支持、实现土地高效利用的模式。农民、农业经营者以及信托公司三方以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为平台,产融结合,实现了农地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经营,推动了农地增值、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新形势下中国农村土地要素的产权重构探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冲击下,由于土地要素的产权界定不清、产权交易受限,农村土地要素的产权重构必要性日益强化。文章提出当前土地要素产权重构的根本点、立足点及长远点,以更好地明晰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定向。     

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框架构想

中国任何一次伟大变革都不可能不涉及到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起的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将土地制度改革聚焦于广袤辽阔的农村集体土地。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钢化"集体土地所有权,核心应是重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重点应是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使用权改革,突破口应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改革。要保障依上述思路进行的这轮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功,必须构建起和谐统一的集体土地制度体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弱化土地征用制度的同时,加强政府对集体土地的监管和调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