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熵值法的实证研究

以广西14个城市为研究范围,构建了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赋权,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广西城市化发展质量总体水平不高,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按发展质量把广西14个城市分为3类,即发展质量相对较高城市,发展质量中等城市,发展质量低下城市。在此基础上对广西城市化提出了相关建议。     

文化、卫生事业发展对湖南省城市化速度与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将研究指标划分为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质量双重指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对其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来验证与衡量文化产业与卫生事业发展对湖南城市化综合水平提高的作用力。研究发现,文化产业对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面积增长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而卫生事业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尚不明显,由此对卫生事业影响力不显著的原因进行了估计,并对湖南城市化中文化产业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城市化率之我见

城市化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是,用以衡量一个地区城市化的发展程度而采用的人口城市化率这一指标,却带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突出的表现为人为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质量降低等方面的问题。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提出了城市化衡量指标应该纳入的科学内容。     

城乡统筹视角下西安城市化发展水平比较研究——以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西安作为西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之一,对区域内整体城市化发展起着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基于城乡统筹视角客观评价西安市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制定西安市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文章基于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截面数据,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评价、对比、分析西安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明确制约西安市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提升的因素,为推进西安市城市化、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新思路和研究视角。     

我国省域城市化质量水平的测评

依据我国120个样本城市的相关数据可建立一组省城城市化质量水平指标的测度模型；以我国东、中、西部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份为例。用模型测度其城市化质量水平，结果表明：省城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协调发展取决于区域城市化的内在质量。要提高中西部省城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应该重点培育次级高能量城市，增强省城城市体系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城市网络张力。     

城市化进程中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设立,带有鲜明的社会福利性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诸如宅基地大量的隐性交易和浪费严重等问题,各地也因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活动,但是改革措施却忽略了城市化的主体,即外地农民工及其家属。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改革应当立足于城市常住打工人群,探索建立进城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回购、置换等制度,实现宅基地指标"地随人走",让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其农村宅基地的指标迁入城镇居住,降低农民在城市置房的成本和迁移成本,以最终实现人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质量的测度与比较——基于227个城市的全局主成分分析

从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基础设施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五个方面建立了衡量城市化质量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GPCA)和地理信息系统MapInfo软件,从地级市的角度,选取多年城市化相关数据,对城市化质量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多年来中国城市化质量不断提升,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较大;城市化质量的提高,必须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考虑民生,推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完善、城市环境的改善等。     

成渝城市群新型城市化质量测度与评价

本文从城市发展质量、城市发展效率、城乡统筹3个方面构建城市群新型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1999—2018年成渝、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四大城市群的新型城市化质量进行测算与比较。结果显示:四大城市群中,成渝城市群的新型城市化质量综合得分尤其是城市发展质量得分最低;与其他城市群类似,成渝城市群的社会发展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得分较高,生态环境发展质量得分较低;城市发展效率尤其是生态环境发展效率得分较低;城乡统筹尤其是城乡经济统筹得分较低;各城市的得分因城市规模和行政级别等不同呈现显著差异。因此,成渝城市群城市化政策的制定要客观认识城市群发展的短板所在,重视整体理念,还要因地制宜,借鉴其他城市群城市化的经验。     

中国,城市化何去何从?——湖州论坛学界专家透视城市未来发展轨迹

一、六大战略引领新型城市化——牛凤瑞主任解读中国城市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研究员在本次湖州论坛演说时认为:中国城市化应当实施优先、平衡、多元、异地、统筹和密集六大战略构想。他指出,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带来了三个方面问题,即:污染、占     

郑州市都市村庄改造策略之研究

真正实现村庄的城市化，不单是城市建设规划、卫生、治安和道路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人口、土地等方面的深入改革，改革中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经济、政策上的义务，其最终目的是实现都市村庄的城市化与城市经济的同步发展。以郑州市为例，只有以制度改革作为切入点，着力从都市村庄的产权制度、人口与城市管理体制、就业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加以改革，才能真正提高城市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