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综述

有关环境规制与产业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主要有两个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以及波特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一国环境规制的严格化会弱化该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该国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而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管制能够诱发创新。新的环境管制标准可以刺激起企业更多的创新活动,引致生产成本的下降,使得该国产业的竞争力增强。国外学者实证研究时由于研究对象、模型、数据等因素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一致甚至相反,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究竟如何,国内学者也做了一系列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国内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中国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及其行业差异

文章基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运用半对数固定效应变系数Panel Data模型,以中国14个工业行业为例,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变化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出口规模变动,环境规制效率、环境规制强度、人民币平均汇率、资本劳动比、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驱动了出口增长,但各个变量对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效率、环境规制强度对大多数行业出口存在显著正效应,但在汇率、产业结构、成本加成能力等控制因素作用下,其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有所削弱,不确定性有所增强。同时,文章基于实证结论就如何完善我国环境规制与促进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以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例

本文以对环境规制反应最为敏感的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例,利用其1996-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是否会抑制我国工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环境规制将对工业行业出口竞争力形成短期制约;然而,规制强度的进一步提升将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及生产效率,符合严格的国际环境标准,并最终实现环境保护和出口贸易增长的双赢。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出口贸易的动态关系——基于我国污染密集产业的动态面板数据

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均会影响某地区的比较优势,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来说。文章建立产业环境污染指数来定义污染密集型产业,同时建立环境规制强度评价体系来计算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以HOV模型为基础建立动态面板方程,对我国污染最为密集的四个行业的环境规制和出口贸易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出口量和环境规制程度之间呈现出"U"型的关系,而且在现有经济水平下大多数制造业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仍不利于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环境信息披露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影响机制与资源配置效应分析

本文将中国创新型环境规制措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资源配置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会降低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并且该抑制效应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污染程度、地理区位、经济区位以及规制强度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由于存在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出口企业自身仍需承担无法转移出去的部分成本,因而降低了加成率水平;与此同时,企业仍会采取动态性调整行为,通过改善产品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方式努力抵消环境治理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对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在污染行业表现出显著的"去错配"效应.该政策通过提高污染行业的低分位加成率水平并降低高分位加成率水平,从而降低加成率分布离散度,提升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     

环境规制影响了我国中间品出口吗——来自中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将贸易部门分类与工业分类体系匹配,重新归并了23个制造业行业,并基于中美1998～2010年行业面板数据,分别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和两种环境规制指标,在考虑外资开放度、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平均规模等变量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间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以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分别度量环境规制水平,二者水平的提升均能显著促进我国对美中间品的出口,其中对清洁行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污染密集型行业;TFP提升和外资流入促进了清洁行业的中间品出口,企业规模则不利于其出口;而外资流入和所有制结构抑制了污染密集型行业中间品出口。     

中日贸易污染条件研究——基于MRIO模型的分析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对2000-2011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对日本拥有大量的隐含碳顺差,中国单位出口的平均污染量是其从日本进口的5.3-7.5倍。因此,由于出口产品远比进口产品更为"肮脏",中国成为日本转移高碳产业的"污染避难所"。在此基础上,采用SDA法对影响中日贸易污染条件变迁的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强度效应和日本中间投入结构效应为负,对改善中日贸易污染条件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中国中间投入结构效应、日本碳排放强度效应、中国出口结构及日本进口结构效应为正,加剧了中国贸易污染条件的恶化。     

中日贸易污染条件研究——基于MRIO模型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对2000-2011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对日本拥有大量的隐含碳顺差,中国单位出口的平均污染量是其从日本进口的5.3-7.5倍。因此,由于出口产品远比进口产品更为"肮脏",中国成为日本转移高碳产业的"污染避难所"。在此基础上,采用SDA法对影响中日贸易污染条件变迁的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强度效应和日本中间投入结构效应为负,对改善中日贸易污染条件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中国中间投入结构效应、日本碳排放强度效应、中国出口结构及日本进口结构效应为正,加剧了中国贸易污染条件的恶化。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服务业出口变化

基于ADB-MRIO2021数据库,对中国服务业整体的出口增加值、出口国家分布以及行业结构进行分析和比较.近两年中国服务业的总出口增加值急剧增加,出口行业以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要实现以知识密集型产业出口为导向,进一步优化中国服务业出口结构.     

“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真的成立吗——基于空间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同时从环境治理效果和环境治理成本角度选取指标刻画环境规制水平,综合考虑变量内生性和空间溢出性问题,以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VAR模型分别对全国整体以及东中西区域环境规制、FDI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就全国整体而言,环境规制与FDI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污染避难所假说"是成立的,并且相邻地区间环境规制行为存在明显的"逐底效应";环境规制效果在我国不同区域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在西部地区"污染避难所假说"显著成立,在东部地区却支持"污染光环假说"。     

外商投资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与对策

"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地实施较低环境标准,那么将会变成世界污染的集中地.通过建立FDI与环境标准的关系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在统计上虽然显著,但是程度很小,中国并未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我国对外贸易与污染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工业制品对外贸易的定量分析,本文发现我国主要专业化于低污染型产品的生产,在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并不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在我国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中进口大于出口,属于净进口型贸易,因此我国不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基于我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1998-2005年①我国工业行业数据,就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贸易促使我国工业向更清洁的行业结构转变,这种结构的转变降低了工业污染排放水平;其次,贸易促进了我国环保技术的进步,由此产生的技术效应减少了工业各行业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最后,由于出口规模扩大对环境产生的负效应远远超过正的结构和技术效应,因而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为负。另外,研究结果也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不成立。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

本文以转移合理度为指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进行重新界定和测算,基于数理模型的分析结论,运用我国30个省2001～2014年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及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以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及绿色技术效率对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存在绿色技术效率的门限效应,当绿色技术效率较低时,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并不能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当绿色技术效率水平达到门槛值以上时,绿色技术效率和环境规制则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转移产生显著的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下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基于不同行业组的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16年我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将工业行业分为资本、劳动、能源和技术密集型四类,探究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在不同行业组的差异和变化。研究发现: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的行业组呈现不同特点,在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呈"正U型"关系,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呈"倒U型"关系,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显著;环境规制使得FDI改变了其对环境质量影响路径的作用大小和方向,并总体上改变了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导致资本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由改善作用转化为恶化作用,促使能源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由不显著转化为改善作用,弱化了劳动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削弱了技术密集型行业FDI对环境质量的恶化作用。因此,应根据行业特点设置环境规制强度,促进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     

环境规制、市场竞争与贸易比较优势——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针对现有研究忽视了市场竞争等重要因素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构建的环境规制指标也有缺陷。本文首先测算了2001-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的显性贸易比较优势,并构建一个新的环境规制指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首次综合实证考察了除禀赋因素以外的、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等多个不同因素对中国工业行业贸易比较优势的差异影响。研究发现:样本区间内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的贸易比较优势较好,环境规制强度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市场竞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创新投入对贸易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劳动成本的升高与2008年金融危机则显著降低了贸易比较优势。重视人才战略、鼓励研发、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对提升贸易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对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研究

文章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区际转移的理论机制,进而选取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的门槛特征与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际转移有显著的影响,且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门槛特征和空间异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整体上推动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际转移,显现了非正式规制的经济效应。     

污染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污染排放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环境问题亦日益严重。为了考察污染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污染排放的影响，检验其收入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本文利用20D1—2010年分行业面板数据，参考环境EKC曲线构建模型研究得出：全部工业投资的收入效应并不存在；中国工业投资规模亟待扩大，以争取规模经济效应，减少污染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