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机理及协调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一种技术外溢路径能有效提升国内技术水平,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战略性调整不断向前迈进。在L-P模型的基础上,针对1985—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衡量指标系统可以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技术进步效应及影响因素。结论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也即对外直接投资每上升1%将提高国内全要素生产率0016 3%,但影响效果不及外商投资、进口贸易和国内研发;此外,逆向技术溢出作用程度受到国内研发强度、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及技术差距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而对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采用2005—2015年我国30个样本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于GDP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尤其明显,但各等级公路密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中部坍塌”现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各地区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要素流动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建设施工和维护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吸收能力与地区创新产出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多变量门限回归分析

利用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从吸收能力视角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东北部地区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和资本密度2个吸收能力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创新产出影响中存在双重门限效应,技术差距和市场化程度存在单一门限效应,且在研发投入强度、资本密度、市场化程度特征值跨越相应门限值,技术差距特征值低于相应门限值时,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效应明显加强。同时,各地区吸收能力因素特征值与相应门限值的距离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地区的资本密度特征值已跨越了相应门限值、技术差距特征值也已低于相应门限值,但部分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及市场化程度特征值仍处于门限值以下。     

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从微观层面检验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展现全要素生产率与融资约束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越大，融资约束越少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全要素生产率与融资约束存在替代关系，融资约束的负作用仅在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呈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抹平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在内资企业和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更强。内资企业更能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抹平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负向影响的作用，但该抹平作用仅在内资出口企业中成立。     

所有制结构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

论文用DEA方法测算了2005年—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不同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通过Tobit模型重点分析了所有制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个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但普遍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除了西部地区,所有制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即国有企业占比越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快。东部地区所有制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3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3条技术进步路径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间接传导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境外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境内技术引进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在境内技术引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投入的增加,境内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于显著,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逐渐显现。     

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的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进行研究,证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外投资对象为发达国家、并购动机为技术寻求型的直接投资活动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持续时间更长,而对象为发展中国家、并购动机为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仅在并购后初期较为明显,长期效应并不显著。     

市场化进程、金融摩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新常态下,以长周期为视角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而市场化进程及金融摩擦对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影响.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数据模拟方法,分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特征发现:市场化过程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其贡献率超过30％;私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金融摩擦的存在,融资约束由于限制了某些低才能经商者的进入而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金融摩擦的存在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稳定性;市场化进程所释放的改革红利会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改革红利将无法长期持续.     

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25个省份的数据,应用面板数据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省际差异.研究还发现,对外开放度可以部分地解释这种省际差异,而人力资本和金融市场发展与省际差异不显著相关.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择2006~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熵值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会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单一的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现阶段，"金融发展-环境规制"相结合的模式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应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发展成效；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合理进行污染治理投资；制定适宜环境规制政策，结合考虑金融发展。     

环境规制、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运用径向非角度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测度了2000～2009年之间我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的环境技术效率值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值,同时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效率改变和规模效应,并对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值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教育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正向作用,而资源禀赋、能源结构、一阶滞后项则起反向作用,所有制结构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扩展索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扩展索洛模型就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FDI通过其技术转移、促进进出口、促进企业和行业内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原则转化等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人口规模、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京津冀13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摘要：运用SBM-ML方法测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以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规模、创新投入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小幅上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拉动作用明显。常住人口规模对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人才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创新投入与城市技术进步指数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表明政府短期投资能促进城市科技创新,长期投资会对城市发展产生挤出效应。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8—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BM-ML模型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状态,并且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增速最高;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具有负向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当采取过高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分权通过降低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加深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     

高铁开通能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与连续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实证验证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路径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驱动效应在城市规模、区位、地理圈层和等级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一效应在高铁开通后第2年开始显现,而在第4年开始减弱;随着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将不断增强;高铁开通间接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是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力量,且均存在时滞,而直接替代效应尚未显现;另外,高铁开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进一步完善了高铁的经济环境效应评估,为理解高铁与城市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优化高铁布局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广义距方法的研究

采用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广义距方法,利用1985～2005年我国28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对我国经济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没有发现其对全要素生产率(TFP)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结果与各地区的吸收能力无关;国内研发显著地促进了...     

知识产权保护是服务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吗？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服务贸易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对25个国家1999-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抑制了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出口的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由于协同效应的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在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发挥了“助推器”作用;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的提高带来了生产率优势,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国内自主研发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机制研究——基于绿色索罗模型

本文基于2006年-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和验证了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碳排放水平下,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可以助力经济低碳转型;在当前的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绿色金融可以同时通过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助力经济低碳转型。但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在高碳排放地区能源结构的调节机制没有发挥出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机制为负向,在低碳排放地区能源结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发挥了正向的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