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反倾销会促进中国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吗？——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反倾销会促使受影响企业增加对反倾销发起国的非倾销产品的出口（贸易偏转效应）,导致非倾销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市场的竞争加剧（竞争促进效应）,进而倒逼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采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提高了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具有明显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引致竞争促进效应是该质量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因而,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目的地较多、企业内等级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小;此外,美国对华反倾销在促使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产品内效应）,也会促使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退出效应）,进而提升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中国应采取更加中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充分利用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倒逼效应促进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中间品进口与北京市工业企业研发投入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得到的大型微观数据,可从企业层面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对北京市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理论上,中间品进口一方面通过企业“进口中学”和市场规模效应会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水平,并通过使企业“逃离”竞争激发企业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将企业固化于价值链低端,形成对进口的依赖,从而使企业完全丧失自主创新的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显著促进了北京市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于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民营企业、同时进口资本品与中间品的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但是,对于非出口企业、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北京市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中间品进口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帮助企业破解制约进口的不利因素,积极鼓励具有研发能力的特定企业提升中间品进口规模,优化进口结构,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企业异质性、中间品进口与出口绩效——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框架下,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2000~2006年高度细分的进出口数据,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全面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与不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相比,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出口额、更多的出口产品种类及更高的出口持续可能性。而且,伴随着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这种影响更加显著。同时,进一步研究显示,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对其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从中间品的进口来源国看,企业使用从高技术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对其出口绩效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结论在去掉加工贸易样本以及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依然稳健。这一系列结论对中国制定贸易政策以使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会缩小还是扩大地区差距？——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的反向影响

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进口（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促进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进而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出口（后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通常会促使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进而产生经济极化效应并扩大地区差距;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反向作用受到地区经济贸易水平和结构以及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经济实践中表现出地区、贸易伙伴、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异质性。以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为研究样本,采用各地区地级市夜间灯光亮度的基尼系数衡量地区差距,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度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分析表明：整体上看,中间品前向关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中间品后向关联促使地区差距扩大;前向关联的经济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且得益于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后向关联的经济极化效应则只在中部省份显著存在,且主要源自对非OECD国家出口中间品;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中间品前向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越明显。因此,应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适当增加从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中间品进口,推动中间品出口扩张从“集约边际”向“广延边际”转变,加快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形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经验分析

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利用他国优质资源和技术溢出效应强化自身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而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一国在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网络特征（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非均质化使一国的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也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影响。以2007—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矩阵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上趋于上升,且各国间的差距趋于缩小,与此同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的联系和密度增强,各国的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总体上也趋于提高;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其中技术进步具有调节效应,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强化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提高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效应具有时空异质性,该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更强,在“一路”沿线国家比“一带”沿线国家更显著。因此,应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吸引更多经济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整体网络的优化升级和个体网络特征的改善来促进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并加快整体技术进步,以强化和提升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升级的双向联动机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但可以通过改善中间品供给质量和结构促进国内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出规模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推动国内制造业技术升级;国内制造业产出增长会通过需求效应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扩大,国内制造业升级则会通过增加对富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从而,形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与制造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后向拉动效应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双向联动机制。基于WIOT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2000—2014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发展的前向推动效应远远大于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制造业发展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拉动效应也远远大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和技术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显著,且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越高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效应越强;制造业产出增长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具有后向拉动效应,而制造业技术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具有后向拉动效应,且技术密度较高制造业行业对高技术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的需求拉动效应更大。因此,要以本土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和技术升级为主体,以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催化剂,构建国内外产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生产性服务进口+制造业升级”双向联动网络：一是通过扩大市场开放增加国外生产性服务在国内制造业中的投入,尤其要提高“FCB”领域的开放水平以引导和促进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有效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以进一步拉动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     

技术溢出与产品进口

技术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它通过物化在生产设备中的技术的转移等各种形式会产生技术的外溢,资本品、中间品进口是国际间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资本品、中间品的进口无疑会通过附着于资本品上的技术而溢出。进口的资本品、中间品中含有专业技术知识和国外研发成果,从而也产生了“技术溢出”。     

出口质量影响了出口波动吗——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

已有文献在研究出口质量的经济效应时,主要关注"中国贸易增长之谜",对危机冲击时的贸易波动重视不足。利用2006-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危机期间出口质量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出口质量对出口波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小。需求侧收入效应和供给侧多样化效应作为较高的出口质量能够抑制出口波动的重要渠道,大约能够解释1/2的抑制作用。出口质量较高的企业通过高收入国家较高的消费比重、较低的需求波动和较低的市场集中度抑制了出口波动。但是,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大,金融危机期间该类产品较高的需求波动加剧了出口波动。此结论可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和"调结构、稳增长"的外贸战略提供理论与实证的支持。     

中间产品进口、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多样性

运用2002年～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依据理论模型分析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间产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及出口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均能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且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强;控制了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规模后的研究表明,从不同来源地进口中间产品均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目的地的增加,且来自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的影响作用更大;进口中间产品通过互补效应和技术/质量转移效应两个渠道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低价机制和技术/质量机制是中间产品进口影响企业出口多样性的两种机制.我国应积极实施中间产品贸易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出口的多样性.     

数字产品进口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使用2000—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匹配数据,在考虑进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识别企业数字产品进口和利用事后反推法测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基础上,考察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品进口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产品进口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本土企业、低竞争行业以及数字资本品的进口中更为显著。     

贸易与中国企业的创新质量——来自企业专利质量的证据

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贸易活动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影响,并探讨了其内在传递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研究结果表明:稳定持续的贸易活动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质量;贸易活动的学习吸收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成本效应和竞争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贸易行为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大的企业,与贸易对象国收入水平更相近的企业,以及全球生产链中位置更高的企业,其创新质量提升幅度更大.     

中美两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因素研究

韩国是中、美两国农产品重要出口市场。本文基于2000-2011年中美两国对韩国农产品贸易的有关数据,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分解两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因素。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始终是中美两国农产品对韩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规模效应较美国更加突出;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导致竞争效应贡献度不断降低,严重制约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的扩大,而美国农产品竞争优势的提高促进了对韩国出口增长。美韩FTA协定中韩国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必然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韩国构成威胁。最后,提出了扩大两国农产品贸易规模、促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建议。     

中间品进口结构对最终品出口结构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已经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间品进口结构如何影响最终品出口结构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分解中国中间品和最终品进出口数据,对中间品贸易、最终品贸易两者间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在引力方程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中间品进口、最终品出口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在中国中间品贸易模式中,中间品中半成品进口和零配件进口主要拉动最终资本品出口,中间品中初级产品进口主要带动最终消费品出口,中国从出口劳动密集型最终消费品向出口高技术含量最终资本品转移。这说明中国正逐步以高附加值产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以实现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贸易信贷、产品多样性与企业中间品进口

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研数据,采用赫克曼两阶段选择模型从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视角实证考察贸易信贷对企业中间品进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信贷显著促进企业对中间品进口的选择和中间品进口数量的增加,且在产品多样化、小企业份额大、成长机会高及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中,作用效果更大。分样本结果说明,相比于未能获得银行信贷的企业,那些因本身资信良好从而获得银行信贷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如生产率等方面的领先,而贸易信贷对其促进作用也因此更明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对进口行为影响的分析结论表明,金融服务发展水平越高,贸易信贷更能有效促进企业中间品进口。     

国际创新合作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吗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中国推动质量变革、打造贸易强国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07—2015年国际专利合作数据，考察了国际创新合作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创新合作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欧创新合作、医药制造业创新合作、低效率创新企业及连续出口企业的创新合作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更明显；国际创新合作通过提升创新质量和降低贸易成本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合作伙伴国的制度质量对国际创新合作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起正向调节作用；从复杂网络视角，国际创新合作伙伴的网络中心地位传导效应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为创新推动中国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数字化销售与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

本文利用PageRank算法，纳入出口产品质量，刻画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并在整合多方微观数据库资源的基础上，检验了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对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销售转型对提升企业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化销售模式通过提高企业出口市场广度和出口强度促进了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数字化销售模式对小规模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贸易网络范围小的企业的影响效果尤其明显。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质量的影响分析

汇率波动会以外生冲击的形式对出口企业的行为造成影响。采用国内增加值率作为出口质量的代理变量,探讨汇率波动对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质量有正向影响,1%的实际汇率波动,使得企业出口质量平均波动0.19%。在质量差异大的行业中,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对产品出口质量的正向影响为0.4%,且在统计上显著。但在质量差异小的行业中该效应并不显著。另外,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会对出口企业的数目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会影响企业决策,同时企业竞争强度是出口质量升级的决定性因素。     

提升辽宁装备制造业进口技术外溢效应的意义及措施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作为技术引进的物化形式，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于辽宁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提升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我们要有效调整进口的商品结构和地区结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进口产品技术模仿和创新体系。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农产品进口的成因分析——基于修正的CMS模型分解

使用修正的CMS模型对中国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增长成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结构效应是大多数样本国向中国出口两类农产品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农产品进口规模扩大是促进样本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竞争力效应对样本国的出口作用有限;竞争与结构交叉效应是影响样本国出口增长的次要因素。     

信息不对称对外资利用质量的影响

反映利用外资质量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创造增加值的比例即生产本地化程度决定了本地雇员和企业接触技术的概率,直接反映了技术转移与扩散的程度和范围。外资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降低生产本地化水平而传递了低技术溢出效应的信号。外资企业提高生产本地化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技术溢出效应扩大,本地企业获得技术削弱了外资企业竞争力;通过进口降低生产本地化,可以抑制技术溢出,保持技术垄断优势,但生产成本增加。如果东道国模仿能力信息是完全的,外商能选择与模仿能力一致的生产本地化水平,使利润最大;外商对东道目模仿能力信息知之甚少,只能依据平均模仿能力选择生产本地化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则驱逐了高生产本地化水平的生产,利用外资质量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