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产业协同集聚与低碳发展模式塑造北大核心

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论文旨在从产业空间结构的视角探索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利用2004—2019年省级数据测算低碳经济增长指数,并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产业协同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低碳经济增长。(2)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研发溢出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渠道对低碳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其中机制检验表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能源结构效应更有助于低碳模式塑造。(3)就区域异质性而言,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低碳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化影响,东部地区的低碳水平更为显著。因此,要充分把握产业协同集聚对低碳经济的作用渠道,通过优化产业空间结构加速实现我国的低碳发展目标。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吗?

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视角出发阐释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复杂非线性演化理论机制,进而运用基于"距离指数"和"铁路密度"构建的工具变量实证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推动了我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升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分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拉大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地区差距;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先扬后抑的"倒U"型特征,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低于理论上的"最适强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上述研究结论在基于多种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和多种回归方法的检验中均表现得十分稳健。     

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一轮基建投资的重点，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推动地区产业升级，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在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仍是主要影响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提升产业总体生产率，从而缓解“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但对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策略参考。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剖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机理,并利用2007—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稳健,消费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城市异质性,在沿海城市和大中规模城市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促进作用越显著。研究结论对更好地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人力资本回报与产业升级——“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

通过数理模型和实证研究发现，实现产业结构高端化必须提高人力资本的报酬，而人力资本报酬受教育培训水平、经济增长率、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对这些因素的当期和滞后影响会降低人力资本报酬，进而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后危机时代”实现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两难”主要体现在如何确定合理的入力资本回报机制。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产业升级——基于“人”和“地”要素的分析

文章在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以2006—2020年全国地级市为样本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进行评价,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方法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的产业升级,但西部地区除外；（2）机制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提供了支持,围绕城镇化关键要素的人力资本配置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对此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中介效应显著,且受到人力资本配置的强化影响,该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的趋势不明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突出的“规模偏向”特征,由此产生的“虹吸效应”挤压了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依托城镇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空间。文章结论为发现中国转型阶段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并为新趋势下由产业升级的空间失衡和城镇化“功能鸿沟”可能造成的区域差距扩大给予了政策启示。     

人力资本溢出与制造业升级——基于消费外部性的视角

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背景下，如何增强制造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成为了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两部门理论框架，从理论上说明了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接下来利用省-行业数据以及CHIP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通过消费外部性这一渠道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在就业替代效应的作用下倒逼制造业升级，该结论在利用经济普查数据检验后依旧成立。具体而言，在专业化分工的驱动下，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引致了对生活性服务的需求，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上涨，从而迫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升级或者退出。上述的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人力资本的调节视角

本文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梳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内生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定量模拟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高低。进一步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够驱动数字经济发挥兼顾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效能,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平衡特征。本文为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潜能,强化人力资本引领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提供启示。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剖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11—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数据，测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的效应，并对各地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协同性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倒U型递增影响效应，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相较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水平可分为双高型、双低型、数字产业化加强型、产业数字化加强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针对性建议。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就业：行业异质性与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促进服务业就业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1—2019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该影响的行业异质性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增加服务业就业,并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的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扩张城市人口规模,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来增加服务业就业;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对流通服务业、个人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的就业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对公共服务业的就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产生了空间效应,并且该空间效应也存在行业异质性。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将数字经济具象化，构建七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冲击模拟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经济效应，并以209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从“共同度”“富裕度”两个维度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中介变量，数字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边际影响越强；从数字经济的二级指标看，数字技术、数字金融、互联网经济平台均有助于提升“富裕度”，但数字技术对“共同度”的影响不显著。对此，建议大力引导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更重视解决数字技术的负外部性问题，让数字经济红利更好为全体人民共享，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创新驱动下城市产业生态转型升级研究——基于城市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

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后期转变的关键时期，我国的产业增长方式将经历从资源和资本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过程。以创新为驱动力，延长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已然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利用2002-2017年27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城市产业转型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驱动能显著提升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并且城市的创新驱动水平对周边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群的出现能有效加强城市创新驱动对周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替换指标、邻接关系矩阵替换、分组检验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保持稳健。     

数字经济、人才数字素养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关系——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分析

为厘清数字经济、人才数字素养与制造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基于2010—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对人才数字素养具有持续促进作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人才数字素养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人才数字素养未能有效发挥对数字经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最后，从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人才数字素养提升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产业投资基金真的可以驱动经济结构优化吗——产业基金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驱动程度的PVAR模型分析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众多地方政府选择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优化经济结构的助推工具,但实践中各地方产业基金的投资效果与期望目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对产业基金的经济优化效应进行检验。运用诺依曼定理分析产业基金与经济结构优化的互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将经济结构优化表示为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并与产业投资基金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基金并不是经济结构优化的驱动因素,而只是其结果。一方面,产业基金并不会直接驱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而是通过增加金融投资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会显著吸引产业投资基金。鉴于大量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效果不显著,因而应当重点促进多元金融产业发展、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     

数字贸易对中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数字贸易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数字贸易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考察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显著推动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揭示,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分别从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渠道作用。门槛分析显示数字贸易水平越高,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越强。空间溢出检验发现,本地数字贸易发展对邻地就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中,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就业比对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研究结论为更全面地考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Regional productivity variation and the impact of public capital stock: an analysis with spatial interaction,with reference to Spain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whether variations in the level of public capital across Spain's Provinces affected productivity levels over the period 1996 to 2005. The analysis is motivated by contemporary urban economics theory, involving a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the competitive sector of the economy (‘industry’) which includes the level of composite services derived from ‘service’ firms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The outcome is potentially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resulting from pecuniary externalities deriving from internal increasing returns in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sector. We extend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by also making (log) labour efficiency a function of (log) total public capital stock and (log) human capital stock, leading to a simple and empirically tractable reduced form linking productivity level to density of employment, human capital and public capital stock. The model is further extended to include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 or spillovers across provinces. Using panel data methodology, we find significant elasticities for total capital stock and for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a significant impact for employment density. The finding that the effect of public capital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zero, indicating that it has a direct effect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employment density, is contrary to some of the earlier research findings which leave the question of the impact of public capital unresolved.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

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力资本是创新的主体，人力资本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化的动态过程即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过程。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与技术结构升级匹配，营造和改善创新环境，并通过需求结构升级提升科技创新绩效。采用向量夹角衡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分析其对科技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并将其与人力资本存量对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能够显著提升科技创新绩效，相对于人力资本存量而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科技创新绩效的作用更大。分区域研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于科技创新绩效的作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呈抑制作用。因此，在制定创新驱动人力资本政策时应考虑如何提高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针对区域情况制定差异化人力资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