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

本文在对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其工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7个地级市在城农民工的调查资料,并对比CHIP数据,探讨了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结论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但教育收益率仅达到了2.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其年龄及工龄呈"倒U型"曲线关系,达到最大工资水平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工龄分别为41.4岁和17.3年;只有在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上农民工才会呈现出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但教育收益率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户籍地差异;农民工工作时间与其工资水平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最后,家庭规模、城市环境等因素也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文又揭示了农民工工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本文的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为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当前应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经过综合测算，本文认为，当前农民工工资水平应至少提高1／3。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经济学界对最低工资对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依据2012—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立就业选择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通过建立就业选择偏差修正的工资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高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高技能农民工对低技能农民工就业的替代效应;与非正规就业相比,最低工资导致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最低工资对非正规就业的低技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最低工资的灯塔效应。因此,政府部门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有助于农民工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升。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溢价效应——基于教育-工作匹配视角

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数据(CHIP),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工具变量法评估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溢价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工资溢价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住生活成本,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不同城市规模的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影响,而中小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无关。究其原因,根据对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教育-匹配程度测算,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农民工教育-工作相匹配;考虑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后的收入效应,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由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及职业决定,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主要由农民工自身能力决定,即验证了教育-匹配程度是城市规模影响农民工工资溢价的重要作用机制。该结论有助于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并为农民工职业发展提供有效途径。     

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

本文采用CHIP2007全国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及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自我雇佣收入与工资获得者收入的差距对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家庭结构和人口特征都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从事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要高于工资获得者,但从事自我雇佣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要低于工资获得者。自我雇佣与工资获得者的预测收入差距对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二者收入差距的对数形式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的自我雇佣概率提高87个百分点,表明在工资部门中受到的歧视将使农民工被迫选择自我雇佣就业形式。     

教育、保留工资与不同户籍外来工的工资差异——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问卷调查

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外来工(城镇工)的工资差异较少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发现,在控制了人力资本与职业特征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仍然比城镇工低10.4%。Oaxaca-Blinder分解发现,人力资本与职业特征变量共解释了组间差异的64.4%,在已经解释的部分中,教育贡献了64.9%;未能解释的差异占35.6%,可视为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差异。在引入保留工资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城镇工低5.35%,被解释差异增加至85%,而教育的解释力大幅度下降。本文认为,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保留工资是导致农民工工资低于城镇工的主要原因,而农村生活环境和教育水平较低又是导致农民工保留工资较低的主要原因。     

市场发育、劳动合同异质性与农民工工资的溢价效应——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构建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从农民工劳动合同异质性角度研究市场化程度、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有利于其工资水平的提高,长期合同的工资溢价要高于短期合同。女性获得劳动合同的溢价要高于男性。在市场发育更好的地区,农民工的教育回报更高,更容易获得劳动合同。比较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工资的溢价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长期劳动合同给农民工带来的工资溢价会降低。这也说明以劳动合同为代表的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能够缓解这种分割。     

延边：保障农民工权益改善就业环境

一、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给本人,做到工资发放月清月结或按劳动合同约定执行;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合理确定和逐步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积极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并推行劳动用工登记管理制度,全面了解掌握企业招用农民工和签订劳动合同及履行情况;将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二、强化农民工的就业服务。稳步推进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大…     

金融危机对北方城市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影响——基于沈阳市三年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8-2010年三年对沈阳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研究金融危机对在北方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共获得有效样本860份.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对沈阳市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影响农民工城市务工收入的主要因素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婚姻、培训等控制变量.     

以转型升级应对“农民工拐点”

<正>国家统计局于5月12日发布的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农民工总量增速呈持续回落态势;二是本地农民工增长无论数量还是速度都高于外出农民工;三是农民工工资水平快速提高。农民工工资增加与农民工总量增速回落有直接关系,最典型的表现是几乎每年春节之后都会出现民工荒。另一方面,当前出现的农民工就近就业,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沿海产业升级,加工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新四化同步"使全国县域范围普遍出现基础建设尤其是房地产建设热潮,     

农民工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

本文利用最新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歧视问题。本文认为，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44．8％的工资差异是由个人特征不同形成的，55．2％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歧视性因素。歧视性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农民工的直接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36．2％；二是对城市工的制度性保护，即对农民工产生的反向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19．0％。     

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

本文利用五城市调查数据，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进城农民工就业呈现出行业高度集中、非正规部门比重高、劳动时间长、工资水平低、雇佣关系不规范等特征。②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保障状况很差，其保障水平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保障水平存在巨大差距。③进城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小时工资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和不同雇主类型的农民工小时工资没有显著差异。本文最后揭示了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分析——基于户籍地差异视角

农民工因收入水平较低而备受社会关注,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众多,以往研究忽略了户籍地差异的影响。本文聚焦于户籍地差异对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来解读外地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问题。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地差异使外地农民工收入比本地农民工高2.33%;考虑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后,外地农民工的收入优势进一步扩大;户籍地差异解释了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异的33.5%。     

北京市农民工工资差异分解分析

本文利用费景汉·拉尼斯的分解模型根据调研数据对北京市农民工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分析人口特征等因素在工资差异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所选因素中,个人工作经验和所在工作岗位是形成北京市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因素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本文结论有助于弥补收入差距研究的不足,为正确认识和评价农民工问题提供量化依据。     

工会参与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基于倾向值方法的检验

农民工加入工会对其工资率影响如何,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诠释,中国工会甚至因其特殊性而在工资效应上受到一些质疑。基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工会参与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可能性。以OLS估计为基础,通过使用正态核匹配方法控制工会参与的选择偏差,并借助偏差矫正的匹配估计量检验相关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发现,工会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工资率。进一步与城镇职工加以比较和对工会的工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后发现,农民工通过加入工会所获得的工资改善可能更为明显,而工资率的提升部分地得益于工会的合同保护效应和培训促进效应等。政府应当在农民工自愿加入工会的基础上采取更积极的促进政策,以改变农民工工会参与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会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8.9%;工作经验的平方与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每增加1年的正规教育,仅使其非农收入增长2.1%;业余文化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小。本文研究结论解释了现阶段广大农村对基础教育不够重视的根本原因。     

干中学:农民工人力资本获得路径及其对收入的影响

干中学作为教育之外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方式,长时间以来缺少关注。本文使用2010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了干中学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干中学是农民工劳动技能形成的主要途径,重要性超过了教育培训。干中学习得的技能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与教育培训习得的技能相比,干中学习得的技能对农民工工资收入会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教育与干中学存在交互作用,干中学习得的技能所获得的收入回报率要高于教育培训所获得技能的回报率。这说明要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加强教育培训的同时也应鼓励干中学。     

我国农民工工资变化及其深远影响

本文针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不断增长对现在和未来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行分析和预测。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趋势,在2008—2018年间提高了两倍多,从绝对值看平均每年月工资提高200元以上。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有着突出的积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确保了近年来农民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时也拉动了农村劳动力价格水平,拉动了农产品生产成本上涨,农业机械化水平亦同时呈快速提升态势,也使得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明显地下降了,这有利于土地的流转。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对农村居住状态的影响,现在是潜在的,未来将日益显性化,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日益强化,越来越多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开始在老家所在的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和中心镇购买商品房,农村宅基地的两难困境也会迎刃而解。     

异质性培训、技能分化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决定

本文在划分通用性和专用性技能培训后,基于CHIPS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对培训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上的作用及其代际变化做了经验上的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培训总体上对农民工的工资有显著提升效应。相较于未培训的农民工,培训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平均提高了60.94%。不同类型培训会因所形成的技能分化而对农民工的工资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具体说,通用性培训无法有效促进农民工的工资增加,专用性技能培训则具有很强的工资促进作用。农民工内部虽已代际分化,但培训的工资决定效应没有因此而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基于以上发现,研究认为给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专用性培训应成为当前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的最主要策略。     

教育和培训哪个更重要——对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测算了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工资的教育回报率仅为2.3%,明显偏低;拥有技能的劳动者比没有技能的高出21%,促增收效果较为明显;教育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使其更愿意且有更多机会接受到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中教育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技能是决定工资水平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