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能否改善环境质量？——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当前，社会各界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数字金融发展为环境质量的有效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是其重要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降低绿色融资成本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改善环境质量；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当绿色融资成本越低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时，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强。分区域和分维度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相比于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更好。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减轻中小企业债务风险？

中小企业是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但其自身风险也可能会对市场产生溢出效应,对社会造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科技赋能传统金融的新方式,能更好的将金融服务渗透到中小企业这类长尾客户中。本文以2013年到2021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中小规模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债务风险,该作用部分是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债务风险的降低作用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表现的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何以纾解中小企业融资之困?

在推动普惠金融创新实践进程中,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的深度融合能否有效缓解实体经济长期面临的融资困境亟待被进一步检验。基于中国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对数字金融是否有助于纾解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约束难题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效应在民营企业、规模较小企业和金融欠发达地区企业中尤为突出。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信贷可得性和降低融资成本两个渠道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重新测度融资约束指数和开展不同维度的纵深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为此,本文认为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应当注重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和长尾效应。     

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升级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中国2011—2013年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其作用渠道包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相对而言,数字金融发展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中等生产率水平企业的生产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在数字金融发挥外溢效应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人口老龄化、企业债务融资与金融资源错配——基于地级市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经济社会应对“未富先老”的全面冲击。本文从企业债务融资视角,探究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微观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这一结论在采用计划生育强度作为工具变量检验之后依然存在。机制分析表明,地区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加剧融资约束和增加经营风险两个渠道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传统行业、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样本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在引致金融资源供给冲击的同时,也会加剧金融资源错配,体现在地区人口老龄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融资不足水平,且对企业债务融资的负面影响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微观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视角理解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并为国家实施积极的人口老龄化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但会加剧企业的投资过度,与A股上市公司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更大;数字金融影响投资效率的内在机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主要表现为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数字金融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数字金融对内控有效企业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要大力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环境和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实体企业融资

实体企业融资受企业自身融资约束以及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本文运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实体企业微观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融资的影响,并分析了融资约束对货币政策影响实体企业融资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融资具有显著影响,宽松货币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实体企业股权融资和信贷融资规模,对股权融资规模的提升作用更强。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来看,实体企业融资约束越强,货币政策对其股票与信贷融资规模的提升作用越强。相对大型和国有实体企业而言,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小型和民营实体企业融资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融资理论,为进一步优化不同类型实体企业的融资结构、推动金融支持实体企业发展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融资约束理论视角,采用A股非金融民营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融资约束在其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地区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数字金融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成长期、第三产业和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尤为显著。本文结论对优化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助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金融会影响环境敏感型企业创新投入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数字金融可以缓解环境敏感型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但在环境敏感型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数字金融对环境敏感型企业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基于2011—2020年865个环境敏感型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的生命周期角度，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敏感型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敏感型企业的创新投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中更为显著，在衰退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中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敏感型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重要传导变量，融资约束的负向中介作用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生命周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要结合企业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政策。     

数字金融能促进企业投资吗——基于缓解融资约束视角

数字金融实现了传统金融与高新技术的深度融合,作为金融市场发展的新产物,其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在考虑内生性等因素后,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改善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融资约束在此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进一步考察投资促进效应的传导路径,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和使用程度越高,对企业投资起到的积极作用就越显著。     

定向降准与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叠加"普惠"效应——基于2012-2016年全国企业调查数据

本文从普惠金融资金供给端和需求端出发,分别阐释了定向降准政策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2-2016年全国企业调查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定向降准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时实施时对小微企业获取信贷资源产生的引导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属性对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实施效果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定向降准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配套实施能够产生"1+1＞2"的叠加"普惠"效应,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显著增加、信贷融资成本显著降低,但是负债结构合理性没有显著提高.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实施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有利于减弱"信贷歧视",从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此外,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政策调控效果更佳.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中国相对贫困减缓

基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等信贷可得性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以期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社会资金捕获能力,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客户触达能力,促使城乡之间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化,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破解金融排斥,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但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只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村相对贫困水平,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因地适宜改进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高各类微弱经济体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赋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溢出效应抑或挤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对传统金融机构经营发展产生了技术溢出和市场挤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促进正规金融服务下沉,从而有效缓解传统农村金融约束,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本文从传统信贷支农的角度出发,使用2012—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农贷款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促进涉农贷款增长,从而缓解“三农”融资约束,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此种效果更为明显;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使用深度这一维度对传统农村金融产生影响,其次是覆盖广度;分主体看,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之间无显著关系,与农村企业和各类组织贷款微相关,而对城市涉农贷款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明显的数字排斥问题,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下沉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农村金融的正向作用。     

分析师缓解了融资约束吗? ——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市级层面数据与微观企业数据相匹配,探讨分析师、数字金融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和数字金融都显著缓解融资约束,且数字金融为分析师提供信息补充,有效加强分析师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进一步地,通过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成长期企业,数字金融对分析师的调节效应在成熟期及衰退期企业更明显.因此,通过规范我国分析师行业发展,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加强分析师与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基于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沪深两市部分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弱化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渠道,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中国传统金融系统的结构失衡问题,弥补传统金融体系的不足,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表现为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以及西部地区样本中,数字金融弱化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渠道的效应较强;进一步的传导渠道研究表明,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渠道的过程中,能够有效驱动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信贷融资占比提升,即数字金融的发展弱化了“货币政策紧缩—企业资产缩水（杠杆率上升）—融资成本上升、信贷融资占比下降—投资下降”这一传导机制。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实施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央行抵押品框架的普惠效应——基于新三板小微企业的经验证据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欧央行)等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货币政策由基于国债等优质抵押品调控短期政策利率目标转向直接购买特定金融资产调整中长期利率以及调整抵押品框架维护金融稳定，央行抵押品框架成为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基于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将小微企业贷款纳入抵押品框架这一事件，使用PSM-DID模型研究货币政策框架调整背景下人民银行抵押品框架的普惠效应。研究表明，将小微企业贷款纳入央行抵押品框架显著提高了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并降低了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央行抵押品框架的普惠效应在数字金融发展高水平区域和东、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建议货币当局可以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和流动性结构性缺口现状，适当拓宽抵押品框架边界，更好地发挥抵押品框架的结构性调控作用。     

劳动力成本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信贷配给理论,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别以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和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作为劳动力成本代理指标,通过考察企业是否需要银行贷款的自主决策与贷款可得性两方面信息,甄别企业受到的不同类型的信贷配给,进而系统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成本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信贷对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具有明显的“筛选效应”;第二,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受到银行信贷配给和自我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不仅会受到更高的来自银行的信贷约束,还会受到来自自身的信贷约束,形成双重“筛选效应”;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水平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显著缓解“筛选效应”的不利影响。本研究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