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信贷资源多维错配与金融稳定

本文聚焦我国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信贷资源多维度错配为切入点，选取2006-2020年省（区、市）际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表明，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对金融稳定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信贷资源企业所有制、规模和活性三类错配对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融资约束差异会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吗?——来自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经验证据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实体企业偏离主业,将资金投入金融等收益率高的部门,出现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受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配置越多的金融资产,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短期、长期金融资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与长期金融资产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在受融资约束小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更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业绩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中介变量。     

数字金融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吗?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功能效应,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信贷融资水平,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且该效应是通过提高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对称程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实现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对于民营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说明数字金融促进了金融普惠。因此,未来应重点围绕“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持续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并利用数字化金融的技术优势与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银行转型。     

影子银行监管优化与企业创新——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

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正规金融发展不足,但也可能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悖于宏观审慎原则。本文以《资管新规》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影子银行监管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投资风险,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支持了“影子银行风险观”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创新密集度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影子银行发展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不仅证实《资管新规》政策监管有效,还揭开了降低影子银行风险在微观企业创新层面的价值,为国家贯彻落实宏观审慎目标、引导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政策启示。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企业金融化—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分析融资约束水平在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出于市场套利动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效率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当融资约束较高时,金融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当融资约束较低时,金融化程度负向影响企业价值。     

政策连续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

基于2006-2017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政策连续性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抑制社会责任承担行为,且这种效应在市场套利动机强、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外部融资能力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政策连续性程度提高会减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本文提出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增强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银行业竞争是否助推企业金融化?

本文利用200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实证考察银行业竞争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显著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从企业投资效率和未来主营业绩等方面验证了企业出于“逐利动机”持有金融资产;在作用机制上,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地方银行多样性和股权融资均会有效缓解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助推作用;银行业竞争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来助推企业的逐利性金融化行为;外来城商行跨省设立分支机构会显著提高本地企业金融化程度。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传统金融结构错配分析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金融资源结构性错配严重制约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矫正这一问题,进而驱动中小企业创新.基于2011—2018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固定及中介效应模型,在传统金融结构错配背景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数字金融通过矫正传统金融结构错配,改善非国有、高技术、成长期和成熟期中小企业创新融资环境,更具靶向性地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两个维度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覆盖广度影响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杠杆来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实现创新驱动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s’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A Test Based on Mediator Effect of Investment Scale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has gradually been alienated from the real sector, allow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regulatory arbitrage add their own value to finance. High interest rate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ave led to changes in the real sector, revealing a trend toward “financialization” and “quasi-financialization”; a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includes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is article, we use annual data from 2004 to 2015 of A share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all, enterprises’ shadow banking activity improve operating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rning structure,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shadow banking business increases financial benefits, but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operating income. Further tests show that enterprises engaged in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will impact operating income through the two intermediary variables of investment scale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However,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nvestment in crowding out operating incom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efficiency-improving effect on operating income. This article provides policy guidance in terms of recognizing diverse aspects of shadow banking system that divorce the real economy from the financial economy.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中国金融扩张下的本土企业创新效应——基于倒U型关系的一个解释

2005年后,我国金融发展呈现出相对持续扩张和地区异质性两个核心特征,基于此,本文针对2005-2016年中国各省份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扩张对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扩张与本土企业创新投入呈稳定的倒U型关系,从而验证了我国各省份地区金融扩张对地区内微观企业创新活动造成两面性影响效应这一基本事实。具体而言,其抑制效应主要作用于31.55%的本土企业、尤其体现在45.98%的私人所有性质企业创新活动方面。从企业内源和外源创新活动的细分角度看,我国各省份地区的金融扩张对31.38%的本土企业以及55.66%的私人所有性质企业的内源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抑制效应。而对企业外源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性质为主的民营企业方面。本文的一系列经验发现,为协调实现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合理扩张与促进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战略目标,提供了独特的经验证据,可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货币扩张、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本文构建了一个刻画实体企业在流动性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之间进行权衡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并创新性地将货币扩张的宏观因素引入微观模型,推演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本质上是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素变量,但都卷入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机制中,然而驱动效应的表现形式要比已有文献的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均是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货币扩张表现为直接抑制和间接促进两种效应。进一步引入宏观风险因素和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则给出了更为细致的信息:货币因素可能通过宏观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国有企业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和风险规避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金融资产占比层面的金融化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和资本逐利,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层面的金融化则受到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他类型企业的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     

中国银行业竞争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事实,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视角探究银行竞争如何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以2003—2019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银行竞争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以放松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为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计量结果为识别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效应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弱化“信贷扭曲”和“监管套利”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和投资机会较少的样本中尤为明显。     

跨境金融:驱动因素、结构特征与未来路径

跨境金融的驱动因素和结构特征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厘清全球跨境金融的规律特征,对我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周期、全球流动性、金融结构和监管政策等驱动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跨境金融活动呈现规模下降、结构调整、流向分化、主体切换和风险变化等特征。同时,银行跨境业务呈现综合化趋势,数字化转型提速,经营稳健性明显增强。我国跨境金融规模稳步增长,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持续增强,在全球资金循环中的份额不断提高。未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跨境金融的规模和结构还将发生深刻变化,风险日趋复杂。应引导形成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特征相匹配的跨境资金结构,平衡扩大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充分发挥银行业在跨境金融领域的“比较优势”。     

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

本文以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为切入点,探讨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间的关系。在工业革命演进过程中,先进技术创新应用、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环境变迁,推动了金融业演进发展和升级;反过来,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有效融通对科技进步转化为工业革命不可或缺,以现代商业银行、现代投资银行和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三次金融革命分别是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如果制度规则建设和监管滞后,金融发展失序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逐步累积,引发金融危机,反过来催生重大金融体制或监管制度变革。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拉开序幕,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有望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我国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领先的国家之一,应统筹发展与安全,在金融科技带动下发挥好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创投体系和金融科技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合力,同时做好风险防范,引导从业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