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采用中国2004—2019年全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使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影响流通效率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但数字经济对流通效率的影响呈现阻碍作用,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阻碍作用越明显。(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直接与间接促进作用越明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地区会受到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的虹吸效应影响而阻碍当地产业结构升级。(4)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都存在双重门槛,在跨越门槛值2.138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影响效果都显著提高并从负向转为正向。     

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 ——基于农业技术进步的双重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河北省2013-2016年135个县域面板数据,构建以农业技术进步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显著正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以农业技术进步为双重门槛的非线性显著特征;当农业技术进步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最大,随着农业技术进步水平逐渐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逐渐下降.     

中国省际OFDI、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地域广袤、地区差异明显的中国,研究省际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需充分考虑空间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考察中国省际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估计表明,本地OFDI的发展不仅可以提升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还将通过空间溢出显著推进周边尤其是邻接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且这种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并随时间的推进日益增强。但现阶段中国省际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溢出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国内OFDI政策的制定需充分考虑OFDI与国内经济的互动及其在地理空间上的溢出影响,形成以地区统筹发展和差别化调控为重点的投资政策体系,更好地实现"以开放促发展"。     

再探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利用我国1999-2019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从全国来看，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U”型的曲线关系，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处于抑制经济增长的阶段；分区域来看，不同地区的情况略有差异，其中东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正“U”型经济效应结果显著，东部地区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处于其对应经济效应正“U”型曲线的右侧，有利于经济增长，中部地区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处于其对应经济效应正“U”型曲线的左侧，正抑制经济增长，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U”型经济效应，但结果并不显著。(2)城镇化水平的直接经济效应尚未显现，但通过建立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得出，当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效应会发生显著变化，即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当产业结构升级处于其经济效应正“U”型曲线左侧时，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会减弱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负经济效应，当产业结构升级处于其经济效应正“U”型曲线右侧时，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会增加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正经济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     

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驱动还是抑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线上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消费成为趋势。那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升级是驱动效应还是抑制效应呢？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实证表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但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和区域非均衡特征;受居民消费意愿水平调节,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消费意愿水平以0.6259、0.7193为门槛值,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呈现先抑后扬的特点。     

基于金融集聚的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以山西省2003—2017年的相关数据为例

利用银行业区位熵、证券业区位熵和保险业区位熵对金融集聚水平进行度量,利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两个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同时引入控制变量财政支出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运用山西省2003—2017年的相关数据对山西省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模型中,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集聚水平以及科技发展水平对山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银行业影响处于主导地位,财政支出水平对山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水平影响不显著;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模型中,银行业、证券业集聚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山西省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银行业影响处于主导地位,财政支出水平对山西省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保险业集聚水平影响不显著。最后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旅游减贫的门槛效应及其实证检验——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的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引入发展经济学的FGT贫困指数,分别从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方面对西部地区贫困水平进行了测度分解.然后基于1999-2014年中国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旅游业和经济增长作为门槛变量,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旅游业发展水平在减缓农村贫困中呈现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发展水平较低时,旅游业可以显著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但当旅游业发展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之后,上述贫困减缓效应则不再显著,并且还存在加剧农村贫困强度的潜在倾向.(2)当人均实际GDP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旅游业并未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当人均实际GDP跨越门槛值之后,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的边际效应呈相反变化;而当人均实际GDP处于门槛值8717元前后区制时,旅游业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影响效应由负转正.(3)以人均GDP增长率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具有正向非单调性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

选取了2006-2016年中国30省或地区(除西藏)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和市场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程度在东部地区和全国层面均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只有在西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效应,但并不显著。排污费征收程度则在中部地区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而在东部地区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对于东部地区来说,排污费征收程度会明显促进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排污费征收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缓了企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因此,当地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当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

本文借助30个省区2001～2014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究制度环境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中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度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度抑制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高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度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我国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中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东部发达省区;在制度环境具体维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 非国有经济发展、 产品市场发育情况、 要素市场发育情况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健全五项市场化程度及经济开放度是关键维度,也是制度改革的关键.     

数字经济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基于中国2005—2020年300个城市形成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转型速度、服务业内部结构高级化四个维度探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构建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和探索数字经济发展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种作用机制通过消费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实现,数字经济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为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更好地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依据。     

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畅通消费和生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利用2005-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使用系统GMM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都显著地推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相较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大;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并未显现.综合来看,消费升级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在新发展格局下,为了进一步激发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提出了要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购物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策建议.     

要素技术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技术进步偏向的视角

本文基于199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要素技术效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发现资本和劳动技术效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上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产业结构高度化上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需充分利用要素技术效率的正向作用,缓解空间溢出的负效应,同时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     

中国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中国正以东道国和投资国双重身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本文剖析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理论机制,结合1982-2012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误差修正和脉冲响应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双向FDI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结果显示:在短期,I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更为突出;在长期,中国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促进作用,但IFDI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效应更显著,OFDI则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从动态冲击看,双向FDI都会将自身所受外部冲击传递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     

城市加入长三角区域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文章以 2006~2017 年中国 25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在 2010 年和 2014 年加入长三角区域的 14 个地级市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研究发现:城市加入长三角区域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未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就业质量

本文选取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质量,并运用多重计量模型系统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就业质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数字经济促进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就业质量增长具有对数型的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这一影响在西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显著,而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却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因此,应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持续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提升就业质量需遵从“适度”原则,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举措,抑制数字经济垄断,以便实现就业质量的提升。     

Are There Threshold Effects of FDI on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220 Cites in China

基于2003—2009年中国220个城市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本文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段,FDI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中等收入阶段,FDI则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受到大部分城市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限制,FDI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应对外资环境挑战的主要举措。     

自贸区设立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分析

自贸区承载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使命。本文利用2006～2018年中国16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评估了自贸区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区设立对推动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程具有显著影响；自贸区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存在地区和批次异质性，内陆型自贸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高于沿海型自贸区，沿海型自贸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更显著；第一批次自贸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作用最强，第三批次自贸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最强；自贸区设立主要通过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的途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升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作用途径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FDI对环境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吗——基于中国220个城市的检验

基于2003-2009年中国220个城市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本文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段,FDI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中等收入阶段,FDI则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受到大部分城市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限制,FDI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应对外资环境挑战的主要举措。     

服务业综合改革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中国服务业综合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综合改革能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且存在时间滞后和动态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影响，其政策效应在大城市、东部城市、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并且，服务业综合改革的政策效果还受到互联网发展水平、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外包支撑、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地区异质性特征的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引致的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劳动技能溢价攀升、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公共服务配套完善是其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     

FDI推动中国城镇化了吗——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检验

在自身资本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FDI的大量流入及外溢效应影响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而金融发展水平是FDI流入和外溢效应产生的重要条件。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城镇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文章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利用198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检验发现,FDI对城镇化存在明显的三门槛效应,在低金融门槛值(1.584)以下和高金融门槛值(2.4878)以上,FDI对城镇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在低门槛值以上、中门槛值(2.457)以下时,FDI对城镇化有显著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时,FDI对城镇化仍然有推动作用,但作用强度下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不同的门槛值,FDI对城镇化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卧倒的"S"型路径,东中西各地区位于卧倒"S"的不同区间,因而不同区域应在改善金融环境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引资政策以推动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