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 ——基于农业技术进步的双重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河北省2013-2016年135个县域面板数据,构建以农业技术进步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显著正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以农业技术进步为双重门槛的非线性显著特征;当农业技术进步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最大,随着农业技术进步水平逐渐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逐渐下降.     

FDI技术溢出、行业吸收能力与工业碳排放强度——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

在考虑中国工业行业吸收能力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技术差距、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外贸开放度等4个反映行业技术吸收能力的要素，利用“入世”以来中国工业行业门槛面板数据，研究吸收能力作用于FDI低碳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低碳技术溢出对上述4个因素都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人力资本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越高，FDI的低碳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适度的技术差距与外贸开放度均有助于FDI碳减排技术溢出，过低或过高的技术差距和外贸开放度均不利于FDI低碳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因此，工业行业尤其是高碳排放行业需要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跨越人力资本与市场化程度对FDI低碳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同时需要提升行业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地位。此外，FDI引入不能盲目追求高新技术，需要结合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适度考量。     

环境规制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政府行为的非线性门槛模型分析

取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并将政府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从而为"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框架提供合乎现实的经济解释。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较低和较高强度环境规制均无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适宜强度的环境规制则能够形成"清洗效应",从而驱动产业升级;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压力并不必然削弱环境规制的效力,适度的考核压力和合理的环境决策有助于形成最优环境规制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宜的财政分权有助于政府将有限精力从"如何创收"中解脱出来,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此外,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对"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具有正向传导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和投资需求则具有逆向效力。     

西北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

人口老龄化加剧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社会现象，老龄化程度在不同地区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西北5个省(自治区)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西北地区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偏离度和高度化呈现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8.93、9.24、11.32，西北5个省(自治区)中只有陕西省和甘肃省的老龄化程度迈过门槛值，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比较显著，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促进作用。     

西部市场化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西部各省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市场化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论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政策含义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应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有机结合,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制度环境视阈下财政支农投入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1997 ～2014年29个省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逐步推演,检验财政支农减贫增收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投入的减贫效果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区域制度环境较差的省份,财政支农的减贫效应并不充分;随着制度环境逐步改善,财政支农减贫的作用显著提高;但处于中等制度环境水平的省份,其减贫效应却反常的低于处于制度环境较差区间的省份,即财政减贫作用存在类似“中部塌陷”现象.而在制度环境的各个维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要素市场培育以及市场中介与法制环境是影响财政减贫效应的关键维度.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技术进步对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我国199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只有跨越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才会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首先在东部地区显现,然后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数字贸易与贸易高质量发展：数字红利抑或数字陷阱

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一种新型贸易模式及新业态,能否助推中国摆脱贸易“大而不强”的困境,发挥数字红利进而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待验证。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份2006-2020年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能够有效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其重要传导路径;其促进效果呈现自贸区>非自贸区,中部>东部>西部,数字基础设施较好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一般地区的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贸易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市场化程度的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提升了主效应结果有效性。基于此,应不断创新发展数字贸易,使其成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深化市场化改革,为数字贸易更好驱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再探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利用我国1999-2019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从全国来看，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U”型的曲线关系，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处于抑制经济增长的阶段；分区域来看，不同地区的情况略有差异，其中东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正“U”型经济效应结果显著，东部地区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处于其对应经济效应正“U”型曲线的右侧，有利于经济增长，中部地区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处于其对应经济效应正“U”型曲线的左侧，正抑制经济增长，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U”型经济效应，但结果并不显著。(2)城镇化水平的直接经济效应尚未显现，但通过建立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得出，当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效应会发生显著变化，即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当产业结构升级处于其经济效应正“U”型曲线左侧时，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会减弱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负经济效应，当产业结构升级处于其经济效应正“U”型曲线右侧时，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会增加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正经济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     

制度约束、外商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从制度约束的视角对FDI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应用1985-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FDI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增加有助于提升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FDI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呈边际递减规律(倒U型走势)。产生这种效应与FDI的资本供给、技术进步、收入漏出效应有关,也与中国金融偏向政策等制度约束有关。政府应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地引进外资并加强产业引导,同时着力改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