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Host Countries＇ Labor Standards Affect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本文根据劳动力产权理论并在总结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2003～2009年中国和152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静态OLS和SYS—GMM方法对全样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更倾向于流入低劳工标准的国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效应,发达国家的高劳工标准和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分别吸引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此外通过分位数回归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及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的稳健性检验不仅表明本文的结论是可靠的,而且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向低劳工标准国家集聚的趋势。最后从规避劳工风险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劳工标准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从理论分析层面考察了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传统观点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流入劳工标准较高的国家。     

固定效应模型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3年33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通过使用Ward聚类分析法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划分为3类: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对这3类国家和地区分别进行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型动机,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市场规模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同时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与我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关系,与出口的关系则较为微弱,人民币的升值和东道国对待外资的欢迎态度以及我国对东道国的贸易顺差,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政治、法律的视角

将东道国环境制度分为3个因素:经济制度环境、政治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分别探究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根据2007-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54个国家的区位分布的面板数据,建立了修正的引力模型。结果表明:经济制度环境对全球样本和发达国家样本呈现负相关,对发展中国家样本呈现正相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可能与金融危机背景有关。此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偏好政治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但在法制方面,中国的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法制和产权保护偏好。     

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因素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OBOR)国家的投资(OFDI),本文利用中国对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2006—2014年的投资数据进行二阶最小二乘回归,得出结论:中国倾向于向经济发展水平高、腐败控制程度低、资源损耗低、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进行投资,这些东道国因素的作用都是显著的。本文建议中国加快基础建设援助,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营造良好环境,合理利用投资获取OBOR国家资源禀赋,同时重视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将政治因素纳入制度分析框架,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东道国制度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2003-2013年在117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1)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于流向政治关系好和制度风险高的东道国;(2)政治关系和制度风险的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3)在制度风险大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减弱了在东道国经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风险小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没有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明显增加,更多地起到了对东道国环境的补充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象愈发普遍,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以及获取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先进的知识、技术要素,进而提升国内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2003—2020年我国对78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特征对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与投资国的文化差距都会影响我国对于技术溢出的获取。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特征因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40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和金融发展寻求动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具有寻求其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动机不明显,中国在制度寻求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OFDI表现出不同的安排。以上结论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跨越贸易壁垒的动机吗

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178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东道国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跨越东道国反倾销壁垒的动机。其次,中国跨越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承认和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这些结果在采用不同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度量方法时,依然稳健。因此,实证结果具有可靠性。本文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视角,采用54国2003-2006年的面板数据,在对样本国聚类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东道国治理基础和双边贸易量后,对我国直接投资而言,发达国家的区位优势在于较高的科技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则在于丰富的矿产能源禀赋或潜在的国内市场。同时,发达国家的市场对我国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吸引力,而在对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市场因素的作用也不明显。     

东道国贸易保护会提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吗——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投资理论中,跨越贸易壁垒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东道国贸易保护被认为推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国际经济逆全球化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崛起的现实背景,从微观上研究东道国贸易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的影响.本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构建微观样本数据库,采用企业成立年份和首次对外直接投资年份之间的时间跨度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由于企业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因此总体上东道国贸易保护提升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但这种提升效应仅发生在有出口贸易的企业以及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中.进一步地,对于出口份额较高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东道国贸易保护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速度提升效应更大.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的研究

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文章以世界经济论坛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强于非沿线国家样本,二是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中强于高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更多是处于被模仿的地位,需要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敦促沿线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结论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政策导向提供了实证基础。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替代出口还是促进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研究

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迅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还是会用海外生产来替代我国对该国的出口呢?本文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现实情况,通过构建一个影响出口的引力模型,并利用我国2004-2010年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混合回归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促进效应都存在。因此,对于我国目前而言,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上行投资,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下行投资,都是具有贸易创造效应的海外投资。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市场规模、贸易联系、汇率、关税水平等。近年来江苏省逐步加快＂走出去＂步伐,对外直接投资额逐年扩大,通过利用2007年江苏省相关数据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从东道国的角度分析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发现江苏省对外投资表现出非市场寻求型、贸易互补型、关税贸易壁垒规避型、战略资源寻求型等特点,表现为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OFDI倾向于进入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区位选择则主要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战略资产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战略资产。此外,二者在区位选择上比较明显的差别是,国有企业OFDI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并不敏感,甚至倾向于进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则有很强的风险规避意识,倾向于进入政治稳定的国家。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自然环境破坏——基于5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影响着东道国的自然环境。为了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自然环境的影响,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构造了涵盖56个国家2000年至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对东道国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环境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明显。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时应谨慎考虑其对本国自然环境的影响,注重对本国自然环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