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背景下FDI在我国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FDI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FDI区位选择问题也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研究重点。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速换挡的叠加期,新常态背景下研究FDI在我国的区位选择问题显得更为重要。文章首先对以往我国利用FDI的情况进行梳理,通过阐述利用FDI的重要性来论证研究FDI区位选择的必要性。研究显示:长期以来,市场需求要素、基础设施要素、社会制度要素以及人力资源要素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随着国内外、宏微观环境的变化,市场需求要素、基础设施要素、人力资源要素的影响降低,社会制度要素对FDI区位的影响在不断增大。     

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区位分布的实证研究

我国吸收的FDI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布不平衡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9年31个省级单位的数据和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规模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为重视的因素.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对FDI在华区域分布也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在FDI区位选择中的作用目前还不甚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引进FDI的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对比分析

本文阐述了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分布现状,对比分析了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制约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     

中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评价——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分析

中部六省（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是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地,研究其利用FDI更好地发挥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其与FDI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选择可以量化的指标来建构农业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因子分析,探讨了影响中部六省农业投资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分析排序。     

我国城市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研究

随着我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大规模涌入我国，使之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怎样改善我国城市服务业投资环境呢？本文对此确立了一套评价我国城市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体系，论证了影响投资环境的因素及其相对重要性，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中国东西部FDI区位差异的实证分析

我国目前已成为FDI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但FDI在我国的东部,中西部的分布极不均匀。本文采取PanelData分析方法,选取1990-2004全国的历史统计数据,分别建立了东部和中西部的PanelData模型,对相应可能影响FDI区位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我国决策各地引进FDI提供参考。     

对FDI在我国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有关数据表明FDI在我国的分布极为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吸收了近90%的FDI,而中西部地区仅吸收了1 0%的FDI.FDI在国内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是造成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建立多元线形回归模型对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对FDI在我国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有关数据表明FDI在我国的分布极为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吸收了近90%的FDI,而中西部地区仅吸收了10%的FDI。FDI在国内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是造成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建立多元线形回归模型对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的影响

本文利用PanelData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对我国FDI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确实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呈现为负效应。当然,决定FDI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严格化对FDI流入的影响较小。但是,研究环境规制与FDI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正确处理引进外资与环境保护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及前瞻性意义。     

地方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分析

地方政府是如何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对此问题的研究是FDI区位理论的一个基本空白点。以博弈论为分析框架,以豪特林模型为基础,对地方政府与外商投资者进行博弈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和外资优惠政策相比,声誉效应也许是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地区性差异因素中一个被忽略的更重要因素。     

全国31省市利用外资效果评价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全国31省市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来看,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总体效果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规模要大于中西部地区,但是,部分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质量却落后于中西部地区。     

基于中国FDI的空间计量分析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迅速增长,很多学者便开始将研究的目光放在了国际直接投资上。但总体上说来大部分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证文献主要是基于投资国和受资国的双边联系,而对第三方在这种关系中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没有进行相应的探讨。本文借用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方法,从地区之间的空间关系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地区之间在国际直接投资上互相影响的模式,并分析了形成这种空间作用模式的原因。     

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蒂布特模型的"用脚投票"理论为基础,利用中国30个省市1997～2005年的Panel Data建立Panel Data模型,实证分析各地区的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对吸引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FDI的吸引呈显著正相关,各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差异是FDI区域分布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FDI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29个省市区面板数据

利用中国大陆29个省市区1999—2004年的数据,研究东、中、西部地区FDI与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关系,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与FDI呈正向关系,投资性支出与FDI呈负向关系,都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的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与FDI呈正相关关系,呈倒"U"型特征,而投资性支出与FDI呈负相关关系,呈"U"型特征;西部地区的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与FDI呈负相关关系,呈"U"型特征,投资性支出与FDI呈正相关关系,呈倒"U"型特征。     

FDI与产业集聚的相关性及其对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启示

从FDI和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出发,对二者间关联性进行机理分析之后,利用29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工业企业数据(1986～2008)验证FDI与我国产业集聚水平的相关性,阐述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现状和水平,最后提出了中西部地区利用FDI推动集群建设的对策建议。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兼论我国引资政策的调整

本文分析了1991-2003年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变迁及其特征。外国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入世”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呈现“北上”的趋势,“西进”趋势不明显,而且外国直接投资在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间的分布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本文还归纳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变迁的影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市场因素、劳动力因素、优惠政策、产业集群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引资政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的对策。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利用我国20个省市2004-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市场规模和市场增长潜力呈正向关系,但细分行业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这两个行业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会促进其FDI的流入。(2)整体和细分生产性服务业FDI均明显具有追逐制造业FDI的倾向,并且与前期生产性服务业FDI具有正向关系。(3)劳动力工资水平与生产性服务业FDI流入呈正相关,这与绝大多数现有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制造业或服务业FDI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不同。(4)熟练工人、基础设施系统、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程度均与生产性服务业FDI有显著关系,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     

基于不同发展路径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为例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广东3省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三大模式的发祥地。本文以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计量模型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在粤苏浙3省的外溢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浙江两省的本土制造业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对广东省则产生了正向外溢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3省制造业发展路径的差异,包括产业结构演变、内外资格局、国际分工定位的不同是产生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效应差异的主要原因。由此说明,单纯推进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不能解决我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要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关键在于根据产业发展路径的结构特征在发展战略与政策方面做出恰当的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8-2007年我国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入中部地区的FDI能带来中部地区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显著增长,表明中部地区FDI流入对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与FDI的结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但是贡献程度不高。     

基于人力资本的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根据1987-2004年我国29个省份的统计数据,建立Panel-Data模型,在考虑FDI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本身并未给经济增长带来益处,它需要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1987-2004年间与FDI相结合的是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但是随着FDI产业结构的调整,近年来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层次开始发生改变,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对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开始起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调整有一定的时滞,这种正向的作用还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