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货币政策调控我国房价的依据及实证检验

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房价波动影响到了这一目标实现,那就应该运用货币政策来展开调控,这是我国运用货币政策调控房价的法律依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我国房价波动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非常显著,从而证实了运用货币政策调控我国房价的合理性,由此提出我国货币政策要密切关注房价波动,适时运用合适工具组合调控房价,从而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货币政策对房价动态冲击效果研究——基于供求关系视角

基于VECM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基于供求关系视角来分析货币政策对房价动态冲击效果。结果表明:信贷余额对房价的冲击作用为正向,短期内逐渐增加直至峰值而长期持续的作用效果有所减缓;货币供给量对房价的冲击作用也为正,效果最大且具有较强的长期的持续作用效果;而利率对房价的短期冲击效果为正,长期来逐渐转变为负的持续作用效果,利率调控手段具有时滞效果。合理地利用货币政策的组合调控工具将有利于避免单一货币政策手段功能的有限性,有助于有效地调控房价。     

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房产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1999-2008年的月度数据,建立一个包含六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来测度货币政策、房产市场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施加短期约束识别结构冲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危机爆发前,在中国存在通过房产市场影响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在货币政策调控房价方面,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更为有效;房产市场的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因此保持房产市场的稳定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房价波动的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效应分析——基于新凯恩斯主义的DSGE模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构建了一个以房价波动为基础的DSGE模型,以数值模拟为主要研究方法,考察了房价波动的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效应。基于我国经济的模拟分析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从协调机制来看,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分别以房价稳定与物价稳定为目标,均采用标准的泰勒规则,而非其他更为复杂的多目标规则。(2)从协调策略来看,针对不同类型的房地产市场制定有差别的宏观审慎政策,同时配合货币政策,这样既能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对房价调控的结构性功能,又能弥补货币政策对房价总量调控的不足。(3)从协调效应来看,协调不仅能够实现对房价波动的有效调控,而且能够实现社会福利损失的最小化。     

通胀及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基于TVP-GARCH-M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TVP-GARCH模型从通货膨胀率中分离出结构型、冲击型和稳态型通胀不确定性,然后以7天短期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工具,在通胀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费雪效应框架下分析中央银行对名义利率的调整机制。研究发现,中央银行通过利率机制调控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但对通胀及通胀预期的调控效果显著,通胀及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引起短期利率波动的重要因素;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短期名义利率负相关,为了不致短期名义利率被扭曲,中央银行应减少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调控房价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

近年来,调控房价的货币政策频繁出台,但调控的效果如何有待检验和考证。对利率和货币供给量两项指标的实证分析表明,利率政策具有滞后效应,短期内,利率的变动与房价正相关。长期来看,利率的变动与房价负相关,此时利率政策的调控效果较强,且持续期较长;央行采取调控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时滞较短且有效。总体上看,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调控能力要好于利率政策的调控能力,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是比较有效的。     

货币因素对我国房价影响的非对称性研究

文章选取2000-2014年房地产市场月度数据,对货币供应量进行H-P滤波以区分扩张性与紧缩性政策区间,利用VAR模型探讨货币因素对房价影响的非对称性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土地价格、资金价格、股票市场以及原材料价格对房价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房价的拉动作用远大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房价的抑制作用;货币供应量代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房价的调控作用强于利率代表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宏观经济、土地价格、原材料价格以及其他投资渠道收益增加都将推动房价上涨,而增加供给将有效抑制房价。     

货币政策对北京房价的影响分析

2003年以来,面对全国房价普遍上涨趋势,人民银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以调控房地产市场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但调控的效果如何有待检验和论证。本文以北京房价变化为例,分析和实证了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并对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相关建议。     

影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效果的因素与建议

随着房价的不断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关注房价的程度逐渐增大.本文将从货币政策对房价调控的传导机制入手,分析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房价的一般效应.然后分析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推动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脱媒背景下社会融资规模的工具选择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量。社会融资多元化要求货币政策工具多样化,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效率则与传导路径长短以及工具本身有关。实证结果表明,从关联性和可调控性看,社会融资规模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对社会融资的规模调控都比较有效,并存在时滞和调控力度非线性、非均匀等问题。数量型工具对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市的调控更有效,价格型工具则对债券市场、未承兑票据、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影子银行业务更有效。价格型工具时滞短,数量型工具时滞长累积作用更大;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力度在社会融资规模波动较大时的作用力度也较大。因此,须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实施金融调控;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体系,加强金融监测和统计。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